舊資料查詢 舊資料查詢 - 閱讀專區

【點閱數:646】

一幢獨立的台灣房屋 ──評《台灣新文學史》

內容

一幢獨立的台灣房屋 ──評《台灣新文學史》
 
【聯合報╱隱地】 2011.12.10

──評《台灣新文學史》(聯經出版)

貝多芬耳聾之後仍能譜出經典名曲《歡樂頌》,陳芳明在民國百年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若能以豐收的歡樂心情,收割超越一世紀長的悲酸甜苦的台灣文學的各類豐美果實,整部「台灣文學史」將變得更像一首盛世宏闊的交響樂曲……


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窮十二年之歲月,孜孜矻矻,終於完成,資深媒體人,也是作家蔡詩萍在報上評說,它是「自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之後,一部真正關照全局,具史觀評價的《台灣新文學史》」。

全書24章,831頁,皇皇五十萬言,圖片453張,時間更從日本明治28(1895)年清廷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台灣民主國成立,一直寫到2011年,長達116年的歷史,並附錄台灣文學史大事年表,分量之重可想而知,連作者自己都說:「苦惱十年以上……是刻骨銘心的生命書。」

站在後殖民史觀的立場

全書一至十一章,將近三分之一篇幅寫的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開宗明義第一章〈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第一句話──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是在1895年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才發生的。陳芳明說:站在二十世紀的終端,回首眺望整部文學史的流動軌跡,彷彿可以看到這個傷心地的受害歷史……

以這樣的基調展開書寫,整個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運動和台灣文學史當然充滿悲愴和壓抑,何況,1895至1945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和霸權文化在台灣奠基擴張鞏固侵略的年代,也就是台灣完全處於殖民地時期。

殖民地時期的文學是謂殖民地文學。悲哀的是,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至1987年戒嚴體制終結,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史,陳芳明認為是一種「再殖民時期」,至於1985年之後,台灣社會解嚴鬆綁──開始迎接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蓬勃文化,而這一段時期,當然也包括眼前最最自由的寫作環境,在陳芳明的論述裡,它算是進入了「後殖民時期」──「正是站在這種後殖民史觀的立場上,台灣文學史的建構才獲得它的著力點與切入點。更確切地說,本書所依據的後殖民史觀,便是通過左翼的、女性的、邊緣的、動態的歷史解釋來涵蓋整部新文學運動的發展。」

「朝向一部文學史的建立,往往會牽涉史觀的問題。」學歷史的陳芳明,開門見山說:「所謂的史觀,指的是歷史書寫的見識與詮釋……都不免帶有史家的政治色彩。」

說得如此明白,顯然為殖民文學建立理論基礎,才是陳芳明寫作《台灣新文學史》的首要任務;如果將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譬喻成一幢獨立的房屋,1946年光復以前,儘管它在日本人統治之下,但房屋是完整的,所謂台灣光復,對住在房子裡的人來說,只是從「殖民」變成「再殖民」,而1949年,國共內戰,大批外省人因戰亂遷移來台,不太講理地反而把這幢房屋占領了好幾個房間,說得客氣點,算是搬進來了一群房客,從此失去了獨立家屋的寧靜。不過房客中還頗有一些讓陳芳明驚豔的才華之士,後來書寫大歷史,他居然還在扉頁上寫出了他們的名字,這也真的算是難能可貴的和解了。

與王鼎鈞《文學江湖》觀點迥然有別

儘管陳芳明把重點放在前三分之一的論述基調,以及對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參與文學運動發展史有極其詳盡的描述分析,而更多的一般文學讀者購買此書,比較關心的還是1949年至今的「六十年來的台灣文學發展史」,從第十一章〈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到第十二章〈1950年代的台灣文學局限與突破〉,由這兩章對照2009年出版的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文學江湖》一起來讀,會發現兩書有若干相同的人物和情節,但觀點迥然有別,譬如寫反共作家孫陵,陳芳明是這樣描繪他的:「寫下眾所周知的歌曲〈保衛大台灣〉,被稱為是『反共文藝的第一聲』,孫陵擔任當時台北《民族晚報》(作者按,應為《民族報》)主編,也緊接在該報提出戰鬥文藝的口號『展開戰鬥,打擊敵人』,所有的報紙,《中華日報》、《掃蕩報》、《台灣新生報》也都立即響應所謂的戰鬥文藝運動。這種政治動員式的文藝運動,為以後未來二十餘年的官方政策定下基調,這種霸權論述的建立,背後有武裝的戒嚴令在支持,因此能夠得以順利展開。」(頁260)

而王鼎鈞是這樣寫的:「這年(1949)年底,台北《民族報》聘請孫陵主編副刊,『孫大砲』出語驚人,他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當時文風,共軍咄咄逼進,台灣已成前線,作家萎靡不振,副刊只知消閒。那時女作家的情感小品一枝獨秀,抒寫一門之內的身邊瑣事,小喜小悲,溫柔婉轉,小花小草,怡然自得,孫陵指責她們作品脫離現實,比擬為歌曲中的靡靡之音……多年後鳳兮談起此事……他說那時中央政府癱瘓,中央黨部空轉,達官貴人哪裡顧得了文學?再說《新生報》由省政府經營,《民族報》由報人自己經營,中央若要發動什麼,怎會他們出頭叫喊,黨營的媒體反而沉默觀望?」(《文學江湖》頁132)

陳芳明在〈戒嚴體制下的反共文藝政策〉中,把中央政府和國民黨對作家的控制說得密不透風,「在反共、恐共的陰影下,所有的作家都盲目相信政治領導人的語言,口號都是真實的,並且也遵命指示去實踐創作,使自己分不清文學創作與政治干涉的界線。對於權力的屈服,使作家完全失去批判的能力。他們信奉的真理都來自政治領袖,作家因而喪失了自我思考的主體。」(頁272)

王鼎鈞筆下傳達的反共文學氛圍並非如此。他說:「國民黨對於拒絕響應反共文學的作家並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只是不予獎勵,任憑生滅。那年代……並無作家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文學江湖》頁136)

「有些文化人逃到台灣,謹守本業,深居簡出,遠離政治氣味,以備中共解放台灣以後給一線生存空間,國民黨對這些人聽其自然。」(《文學江湖》頁133)

也可以這麼說,一部台灣文學史,其實是一部傷心的台灣奴役史,無論台灣是一個島或一個國家,都是一個眼淚擦拭不完的地方── 一次次受外來民族的壓迫、傷害、恫赫,島上的人民受到各個時期的「殖民」傷害,在「政治經濟」上遭受到掠奪後,還被下了蠱,「種下法西斯毒苗」,於是文化教育更一蹶不振……

遺忘了許多不該遺忘的名字

歷史和地理是分不開的。地圖上的每一個地名的標示,都是一種事實的存在,而文學史的執筆者,當他要為作家一一評價,他就應該看到每一位作家的存在,但作家這麼多,難道要像地圖上的地名全部寫下來嗎?寫文學史的人沒有選擇的權力嗎?

寫文學史是一種事實的引述,除了論述之外,當然要面對在時間的軌跡上留下腳印的一個個文學人,愈周全愈好,最好避免遺漏。畢竟,一個稱得上文學人的寫作者,他窮畢生之力,在寫作的旅途上嘔心瀝血,也留下了一部部作品,等到終於有一部文學史出現,他竟然怎麼搜尋,連自己的一個名字也尋找不到,換了任何人多少也會有一種失落之感。

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遺忘了許多不該遺忘的名字,就小說作家部分,譬如尼洛、高陽、蔡文甫、舒暢、子于、水晶、康芸薇、顧肇森、孫瑋芒、古蒙仁、林佩芬、章緣;散文方面,鹿橋、梅遜、蕭白、吳東權、羅蘭、姚宜瑛、梅濟民、林文月、王令嫻、莊信正、亮軒、莊裕安、雷驤、周志文、陳少聰、林清玄、陳列、荊棘、夏烈、奚淞;詩的部分,遺漏更多,如胡品清、管管、辛鬱、碧果、魯蛟、大荒、丁文智、梅新、朵思、張香華、羅英、尹玲、蕭蕭、杜十三、沈臨彬、辛牧、侯吉諒、李進文、李長青;評論如魏子雲、柯慶明、吳達芸、張瑞芬、范銘如、張春榮、應鳳凰、傅月庵等等等等的名字,都是台灣數十年來,在文壇上一再出現的握筆的人……

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上下兩冊放在一起頗有令人錯位之感。上冊的論述,似乎戴了一副綠眼鏡在寫台灣文學史論,而下冊的文學史,似乎又換了一副藍眼鏡撰寫台灣文壇的現況。上下兩冊未能具備統一史觀。至於陳芳明對自己1971至1976年曾參加過的「龍族詩社」成員林煥彰、景翔、林佛兒、施善繼、喬林、辛牧、蕭蕭、黃榮村、蘇紹連、高信疆等十位詩人,僅以一頁五行篇幅介紹蘇紹連,其餘九位均一字不提,引人納悶,特別是蕭蕭,著作和有關詩的讀本至少各五十種,影響台灣詩壇深遠,這樣一位詩人和詩評論者,竟然和重要詩人林煥彰(還有更多童詩作品),均完全忽略,令人不解。

全書寫得最動人的幾章,包括〈1980年代台灣邊緣聲音的崛起〉和〈台灣女性文學的意義〉,但如此看重馬華文學和留美的王德威,卻不給徐訏、鄭樹森和無名氏、董橋甚至於較通俗的南宮博一席之地,這些海外作家在每一個階段,皆曾引起無遠弗屆的影響;另有大陸作家,從早年寫《綠化樹》的張賢亮,寫《苦戀》的白樺,寫《白鹿原》的陳忠實,寫《廢都》的賈平凹,寫《紅高粱》的莫言,寫《厚土》的李銳以及嚴歌苓、虹影、陳丹燕,還有文章大量選進教科書的余秋雨、作品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都給了台灣文學養分,因此,這些名字,如果真要寫一本「台灣文學史」,都是不可遺漏的。

台灣文壇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有這麼多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寫作者,卻始終沒有一本「台灣新詩史」、「台灣小說史」和「台灣散文史」,若有,往往也是對岸的作家或學者寫的,當然錯誤資料引了一堆,讓我們感到啼笑皆非。

書名的誤導?

翹首企盼了幾十年,我們終於等到了這麼厚實的鉅著,坐著讀、站著讀,讀完了上冊讀下冊,讀完了下冊再讀上冊,左讀右讀,結果卻讀得心情沉重,讀不到收穫的快樂,寫得不好嗎?芳明的文筆,從他二十六歲出版第一本詩集《含憂草》起,接著詩評集《鏡子和影子》、《詩與現實》,從此筆不離手,手不離筆,四十年來,磨練出一支勇健之筆,蕭蕭形容其有「花和劍的風味」,等到第三十四種著作《昨夜雪深幾許》出版,他的創作生命達至峰頂,這樣一位經過「彎曲的生命旅路」而寫下的「文學遺忘錄」──以斷斷續續寫了十二年終於完成的這本《台灣新文學史》,讀完之後竟會讓人若有所失,主要還是書名的誤導,如果書名改成《台灣新文學史論》,別人也就無可置喙,只是,我們等待著的一本《台灣新文學史》仍然尚未誕生。

傷痕,也是一種生命必然的完成。貝多芬耳聾之後仍能譜出經典名曲《歡樂頌》,陳芳明在民國百年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若能以豐收喜樂的心情,面對一切過往的歷史包袱,收割超越一世紀長悲酸甜苦台灣文學的各類豐美果實,那倒真如包在書封外書腰上所標示的「向所有台灣作家致敬」。啊,那是多麼貼心又溫暖人心的一行話。

本書書末附了一張「台灣新文學史大事年表」,文學出版社的成立年月,至少遺漏了九歌和大地。還有陳雨航以及簡媜、張錯、陳義芝等作家合夥辦過的一方、大雁等文學出版社,在這張年表中也完全看不到它們的影子。而早年志文、大業、光啟、故鄉、東大、元尊,大事年表均未提及,更離譜的是,《創世紀》詩刊,只有停刊年月,復刊忘了註記,誤導讀者好像仍在發行的老詩刊,1969年就失去了生命。

作為一張附屬在《台灣新文學史》後的大事年表,如果做得完整完善,可以讓這本書加分,甚至可以彌補本文所提若干闕失。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