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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人物-王健壯打開父親手提包完成《我叫他,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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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人物-王健壯打開父親手提包完成《我叫他,爺爺》
2011-12-03中國時報 【蘇惠昭(文字工作者)】
     十年磨出一劍。在新聞界赫赫知名的王健壯,推開記憶的門,書寫父親,卻是在父後的12年。他想,12年應該夠長了吧,長到足以讓悲傷結成無感的硬繭,長到足以有勇氣走進去。但他大錯特錯,12年不過猶如錶面的分針往前移了一格。2009年,他以每周一篇的專欄文章來思憶父親,每一篇下筆竟都無比艱難,無比心痛,寫到喘不過氣,寫得幽黯陰鬱逼人。

     思憶失語的父親

     12年像昨天,那麼80年呢?王健壯反覆思索著父親「一輩子因為老實而吃虧」的80年。他的一生,可曾吃過、穿過、玩過?沒有。生養了孝順的子女?沒有。夫妻鶼鰈情深,相依相隨?沒有。輝煌戰功和閃亮的軍階?沒有。萬貫家財?更加沒有,一毛也沒有。

     「他的人生沒有顏色,比平凡人還要平凡。」他說。這種平凡,堵滿了說不出口的委屈,面對無法對抗的大命運,他父親被迫以一種近乎失語的狀態沉默度日,存在卻彷彿不存在。

     80年之中的20年,四分之一的人生,他的父親在戰火中流離,每一天都被死神從背後追趕,不知道能否看到明日的太陽。這段從對日抗戰到國共內戰,歷史中一個微小軍人的親身見證:1937的首都保衛戰、1949的大撤退…等等關鍵戰役,身為最被鍾愛的兒子、甚至父親從海軍造船廠退休後與他同住了19年,還一手把孫子帶大,漫長的時光中,王健壯竟然不曾和父親交談過,更別說父親的心情、倖存者內在的陰影,這一切,他都是靠後來的知識去填補的。

     因此,書寫父親,其實也是一層一層地剝開自己──那個出生在左營海軍眷村的孩子。「眷村是我的『永無島』。」王健壯說。

     一層層剝開自己

     木訥寡言靦腆的父親,伶牙俐齒的母親,6個排起來像階梯一樣的孩子,這是王家。王健壯是孩子中最不讓大人操心的一個,他遺傳了父親的老實正派,除了功課好,「乖透、笨透,什麼都不會。」眷村男孩打架鬧事結幫成派,他則是杵在高雄大業書局的文藝青年,一個人躲在後院牆頭樹蔭下讀葉珊的詩,當然也風花雪月地寫詩。

     時候到了,文藝青年必須長大,離開永無島到台北,讀台大歷史系,主編《仙人掌》雜誌,後來成了最年輕的採訪主任,一個懷抱自由主義的政治記者,再與南方朔等人創辦《新新聞》,揮筆如劍穿過時代的風雨,在黑夜中尋找星星,浮浮沉沉30多年,他的評論文章,是一種深厚內功所發出的冷靜理性,看不出文章背後的那個人,會是一個看《海角七號》哭到不能自已的男人。

     「其實,我是一個怯懦的,很沒出息,很差勁的人,對衰老、病痛、死亡,充滿了恐懼,不知如何面對。我不敢做健檢,至交好友生病了我不敢去探望。對我熟悉的某些人事時地物,不是忽焉傷春悲秋,就是莫名感時懷人,恣意任性到一塌糊塗。」這是王健壯對自己的形容。

     打開了父親的手提包

     王健壯猶記得,在高雄老家休養的父親清晨時分於睡夢中離世,沒有任何言語交代。王健壯沒有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僅在入殮時看見父親的面容。那段時間,他腦袋一片空白。王健壯一如心理治療師珍賽佛在《死亡的益處》(大塊)書中所說的,「很少成人料得到,失去對他們目前生活來說無足輕重的父母時,自己竟然會感到失依、憂鬱、憾動或麻木。」12年來,王健壯始終不敢動一下父親留在家中的遺物,包括父親收藏了一生故事的手提包。也就是,他不要去碰觸那脆弱致命的阿奇里斯腱,直到以為準備好了,有了足夠的勇氣。

     12年後的某一天,王健壯打開了父親的手提包。

     專欄寫到4、5篇,王健壯忽然發現,比較起龍應台、詹宏志、張大春,他筆下的父親接近於新聞書寫,「敘情的部分少,紀實的部分多。」他當然懂得文學策略,但他不想把自己放在不熟悉的書寫氛圍中,於是就一路紀實體了下來。另一個原因,他老實說:「我就是不會寫對話,不會說故事。」這也是王健壯文藝青年時期就放棄寫小說的原因。

     專欄結束,他又一再修修改改,如今書成墨乾,王健壯怎麼看都是一幅斷裂、殘缺的尋父圖,一本迷失的兒子努力拼湊父親圖像的懺情錄。他給它起了一個傳達遺憾也彌補遺憾的名字:《我叫他,爺爺》(九歌),因為父親是做了爺爺才開始扮演父親的角色,也因為,這是一本永遠無法完成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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