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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寂寞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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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寂寞與期望
 
【聯合報╱彭歌】 2011.11.19
一個人到了晚年,心情難免寂寞。英國小說家普瑞契特(V. S. Pritchett)曾說:「老人翻開了通訊簿,就好像在墓園裡徘徊。」普氏曾任國際筆會會長,對於我們極為友好,就是他提名林語堂先生為終身職的副會長。當年聽他講那話時,只覺譬喻得好,直到自己老來才真正體會到那一份寂寞。前輩師表都已作古,同輩朋友也泰半凋零,怎能不令人興起「蒼茫人獨立」的寂寥感。

1960年我去美國讀書,注意到出版情況,當時全世界每年出版的新書約四十多萬種,這是相當粗略的數字。出書最多的是號稱超強的美國、蘇聯,各有四、五萬種,以次是英、法、德、日等。從那些數字看,一國出版物之多寡,與其國勢之強弱恰成正比。記得當年台灣的新書,每年不到兩千種。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台灣出版圖書每年也達到四萬種,可見出版業之興旺蓬勃。但這只能說是表面上的繁華。因為文學類相形之下,反而成了弱勢族群,這與早些年的情況大大不同。

大江健三郎

一年前偶爾逛一家很大的書店,想到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將來台訪問,《聯合副刊》剛剛連載了彭小妍教授長文專訪。走到櫃台去問:「可有大江的書?」

「誰?」

於是我替大江報了一番履歷,包括他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等等。那位看來很聰明的小姐大概覺得眼前這個小老頭兒未免太囉嗦。她說:「請等一下,」馬上在電腦上忙碌一番,然後對我倩然一笑,說是:「對不起,我們目前沒有這個人的書。」看得出她對大江沒有什麼印象。

其實我對大江也沒有什麼特別好感,我不太喜歡一個作家常常走上街頭,不管是為了什麼理由。日本作家之中,我欣賞的是芥川龍之介、夏目漱石和川端康成。記得川端1970年來台北,參加由我們筆會主辦的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人還沒有到,重慶南路沿街書店裡,幾乎每一家都有專櫃賣他的書。有相熟的店員問我,「你覺得川端跟咱們林語堂比起來,有什麼不同?」

以今視昔,今天台北的書店規模大得多,夠得上「現代化企業」的規格,設備和內容都遠非三、四十年前的書店可比,但似乎少了一些親切感和書卷氣。為此遂令我這比較囉嗦的讀書人,有一份難以明言的失落感。

書架上的書極多,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真如珍饈滿席,不知何從下箸。結果我每次逛書店,買的幾乎全是以前讀過的好書。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卻只有下集。小姐也是在電腦上努力了一陣,要我留下電話,她會從書庫中去「調」。如是過了好幾個月,她真的打電話來,可是我說我已在誠品敦南店買到了。

有老友抱怨,他出版過不少作品,市面上目前一本也買不到。我安慰他說:「想開一點兒,連托爾斯泰老先生的書,也不容易找到。」

書架上五花八門,政治、經濟、歷史、哲學之外,更多的是電腦、投資、風水、旅遊、戀愛祕訣、致富指南等等。從出版物可以看出來,這一代人真是遊蹤遍天下,光是到柬埔寨旅遊的書就有好幾種。

相形之下,文學類書籍就顯得這樣的「天寒翠袖薄」,冷落不堪。早年讀朱光潛《談文學》,曾留下深刻印象。他說:「文學作品好比是花架,故事、人物、結構,都是架子,要緊的是架上要有花。」他所謂的花,是指文學的詩意和情境。

朱先生是克勞齊派的美學家。他對「文學」的界定十分嚴格。曾明確指出,像偵探小說、武俠小說、色情小說、內幕小說等,都不在真正文學的範疇之內。我認為他的看法很有道理。但若依這般嚴格的尺度,我們文壇就更一片荒蕪了。

韓、蘇兩大賢

讓我感到「寂寞」的另一個原因,起於有些人過分強調地方性和本土化,似乎唯此才是「政治正確」。政治上的是非紛擾,姑且不論;如果文學上也要畫地自限,強分畛域,我覺得很難心服。

今年夏間,黃春明南下演講,曾發生一位教授鬧場事件。那位教授指責黃春明沒有使用某種特定的文字寫作,實在「無恥」云云。當時曾引起一場小小風波。在報上讀到這則報導,我的感覺是可笑、可嘆、可悲。

在我心目中,黃春明是當代台灣文壇上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如果連他也竟被辱罵為無恥的「台奸」,在「打倒」之列,我不知道還有幾個人能算是「台灣作家」?陳芳明說,如果照那位教授的標準,台灣文學史寫不滿四頁。

我是河北人。「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也出過不少文豪,像唐代的韓文公韓愈、昌黎先生即是河北鄉賢,他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但在世時屢經坎坷,兩度貶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晚年被貶到「去京師萬里」的廣東潮州,在那兒寫下〈祭鱷魚文〉。那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要為民除害,警告鱷魚,「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現代人看來,未免荒誕,但潮州老百姓當年對他關切民瘼的苦心十分感激。韓愈在潮州治績良好,深得民心。由於他的文名,身後有很多地方都建祠紀念他,據說潮州的韓文公廟是規模最大的。

又如八大家之中的三蘇父子,是四川人,可是他們最好的作品都不以四川為限。蘇東坡寫西湖、寫赤壁,以至於海南的蠻荒,都是千古絕唱,與他的鄉土並無多少關聯。

千百年前的唐宋時代,交通險阻、通訊不便,可是,傑出的作品和偉大的作家都能突破時空的限制而名滿天下,流傳千古。為什麼到了我們這一代,眼光變得這樣短淺,胸襟變得這樣狹隘?某些人不僅在操作「族群對立」的話題,近年更喊出以濁水溪為界的「南北分裂」口號,難道台灣還不夠小、還不夠亂嗎?

岳南《南渡、北歸》

最近讀了大陸作家岳南寫的《南渡、北歸》三卷頭的大著,講的是中國當代一、二十位學術菁英的悲劇遭際。作者花了七、八年時間,蒐集許多難得的資料,對於當今的知識分子,具有深刻的啟發性。

書中寫到的人物,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李濟、錢穆、董作賓、毛子水等,渡海南來,傳承了學術薪火。同時也寫到陳寅恪、葉企孫、饒毓泰、曾昭掄、吳宓等大師級人物,留在大陸,無法適應「革命洪流」黯然以歿。

岳南1962年出生,現年不過五十歲,他雖是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作品卻毫無八股氣息,承老友劉昌平兄寄贈,讀後深感受益匪淺。我也請大家不要放過,值得細心一讀。

譬如有一段寫到曾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的李濟,是世界級的考古人類學者。他有關安陽殷墟出土陶器、青銅器的研究,受到舉世考古界的重視。來台之後,在台灣大學創立了考古人類學系,造就了多位繼起的人才。

李濟在1960年代,曾在一篇論文的後記中寫道:

治中國古代史的學者,同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的學者一樣,大概都已感覺到,中國人應該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結果是現在的災難。忽略了歷史的北方,我們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沒在「漆黑一團」的混沌境界。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這是一件大大的錯誤,我們應該覺悟了!我們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國本土以外,並在滿州、內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一帶,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棲息坐臥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築長城,才把這些地方永遠斷送給「異族」了。因此,現在人讀到「相士烈烈,海外有截」一類的古史,反覺得新鮮,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了。

我們展開地圖看看,長城以北那是多麼遼闊的空間,李濟不是政治家、軍事家,也不是文學家,他展望北方,並不是要去開疆拓土,征服異族,而是要「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裡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李濟是卓越的學人,他所培植的好幾位弟子都有傑出成就,其一是曾任哈佛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主任,台灣籍的張光直。張光直稱讚老師的大氣魄,「除了個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我們沒有研究上古史,但我們的目光也無妨瞭望到長城以北,「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何等遼闊的景象,何等深沉的情意,又是何等宏闊的胸襟。

今天的我們,難道就只能想到濁水溪的南岸或北岸?

我們難道就只能「在島嶼寫作」?

我覺得,不僅是我們這一代,也包括未來許許多多世代,在台灣出生、成長、老邁的寫作者們,都要有這樣的雄心:「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不要忘記李濟的叮嚀,在心頭,在筆下,不要忘了長城以北,我們列祖列宗棲息坐臥,開啟山林的地方。

台灣誠然很小,但在文化傳承上,我們實在是站在「繼往開來」的關鍵位置上,不應該「妄自菲薄」,所以我為此特別地「不甘寂寞」。 (上)
且說《世說新語》

最近重談的一部書,是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論者認為它是「我國古代小說的雛形」,同時具有筆記、小品的特色,錢穆則認為應歸於史類,不盡然是小說。

《世說》的風格簡鍊,文采翩然。傳世的三卷三十六篇,一千多則,每則不過一、二百言。主要記載東漢末年到東晉二百年間,約六百五十位名流才士的言行軼事,並從而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種種特色。

後世對《世說》的評價相當高,敘次簡當,有如《左傳》。肖物班形,彷彿司馬遷。「采眾美以成芳,集群葩而成秀」,文筆簡潔而生動,所謂「以少許勝多許」,有很多實例,可以看作小說技巧的竅門。

可是,《世說》反映的那個時代,特別是上層社會與知識分子的身心狀態,令人難以苟同。所謂魏晉風流,玄談、任誕、重門第、好奢華,演變成為頹廢萎靡的病象。

我之所以要談這本書,因為我越讀就越感覺到今天的台灣與《世說》中的情況,有不少暗相吻合之處。魏晉風流以「求逸樂、反傳統、排聖哲、非理法」為共同的思想基礎。我們今天的社會,在追求自由、擴張自我的要求下,是否也多多少少存有這種心態?

當下的台灣,如果還有人再強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大概會被人視為迂闊落伍,不識時務。若仍有太多的「感時憂國」,也難免受到有意無意的菲薄。

所謂魏晉風流的時尚,使得偏安江左的東晉,勉強維持了動盪的一百二十年。接下去便是南北朝、五胡十六國,大分裂、大混亂前後三百多年。在那個黑暗時代,一般人民生活流離顛沛,苦不堪言。而一般知識分子的命運,也往往陷於自己無從掌握的慘境,名士才人,在各種政治鬥爭中遇害犧牲者,屢見不鮮。

文風影響士風,士風影響政風,乃至於整個社會的共同命運。自由而不講責任,享樂而不計後果,魏晉風流後遺的災難,有令人不忍言者。

我的寂寞感,也來自眼前的「輕薄短小」之中。

「誠」是一字訣

說了這麼多寂寞,並不表示我很悲觀。我認為一個有筆在手中、有信念在心裡的人,都不會悲觀。

所以,我對台灣的文學仍抱著熱切的期盼。

期盼什麼?

第一、對於台灣的、海外的,乃至於大陸上愛好寫作的朋友們,無論你寫的是什麼,一字訣就是「誠」,意誠則辭修。

我們看到當前社會上的百般病態,說來說去,病根都在於不誠實,從社會新聞和「道歉廣告」裡看得出來虛偽、險詐、欺騙,已成了時尚流行,上自總統用麻布包收賄賂,下至女賭徒為詐領保險,而害死丈夫、婆母,乃至於她自己的親生母親。這些壞人惡事,似乎人們都司空見慣,習以為常。

如何「祛偽存誠」,使人心能有所澄濾,使風氣能漸有轉移,作家們能不能發揮一些作用?退一步說,作家即使並非救世主,能不能作推波助瀾的幫閒客?

記得民國25年初秋,我十一歲,在北平藝文小學讀五年級。有天早晨,老師忽然說要在後院集合,校長要對學生講話。

後院即「仁山圖書館」前的廣場,可以站三、四百人。學生們列隊集合,老師們都站在周邊的走廊上。

校長穿著藍色長袍,黑馬褂,這是他每逢「大典」時的禮服。他站在講壇上,只說了一句,「今天是九一八」,就哽咽難言,涕泣無聲。在那一片沉寂中,走廊上站著的女老師們一個個掩面痛哭,我們這些孩子們也就不知不覺地流下熱淚來。就這樣師生痛哭流涕了一個小時,鐘聲響起,該上課了,大家便默默離開。我們就這樣紀念了日本侵奪我東北的「九一八國難」。那一堂無言之教,種下了我此生「感時憂國」的根苗。

查良釗校長,字勉仲,浙江人,清華畢業後留美,在哥倫比亞大學學教育,藝文學校創辦人高仁山是他的同學好友。在軍閥混戰,「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年代,奉軍老頭目張作霖在北京大捕「亂黨」,國民黨員高仁山被捕遇害。當時查先生是國立河南大學校長,為了朋友道義,也為了教育事業的神聖使命,他趕到北平接辦搖搖欲墜、無人接手的藝文。當了大學校長又回頭來辦小學,查先生可能是全國第一人。

查先生抗戰時曾任西南聯大訓導長,來台後,梅貽琦任教育部長時,曾挽請查先生擔任台灣大學訓導長。查先生辦教育,憑的是一個誠字,被學生們稱為「查菩薩」、「查婆婆」。我永遠記得他在九一八那天的無言之教。

其實,作人如此,作文亦然。文學創作追求至真至美之境,需要專摯的悟性與高度的技巧,更基本的可能是在「止於至善」的要求。而善的追求主要是出於誠心。最好的作品,應該說就是最誠實的作品,「意誠則辭修」,誠是一字訣,是文學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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