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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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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的危機
2011-10-06 中國時報 【皺巴巴出版社(The Crumpled Press) ?金振玄/譯】
     一七三一年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出版《為印刷商辯護》,目的在保護他的行業,以免印刷商要為每個印在紙上敗壞風俗的文字負責。富蘭克林認為這注定徒勞無功,「世界上的芸芸眾生,每個人的想法各不相同,」他觀察說:「假如所有抱不同意見的人……決定用印書的價碼付錢教我不印他們不喜歡的東西,我應該會活得十分舒服;如果各地印刷商都享受同樣待遇,大概只有很少文字印得出來。」富蘭克林保衛印刷這個媒體、反抗檢查制度及它對思想自由流通的威脅。

     時代不同,需要的辯護也不一樣;今天我們保衛的,是滿足人美感與知性的實體書,對抗的檢查制度是科技創新。自從亞馬遜(Amazons)點燃包圍我們圖書館的火種(Kindling,譯註,指Kindle電子閱讀器點燃的火),職業評論家靠預言印刷品的終結賺錢(當然,刊載文章的是印刷品),印刷再度面臨危機。我們每天都聽說印刷業的生命,已跟不上時代,已經超過其有效期限。這些預言,並沒你們手中拿著的書代表另一種視野:在電子時代下持續生存的印刷媒體,甚至充滿生氣。我們在二○○五年創立「皺巴巴出版社」(The Crumpled Press)時,我們期待做為表達思想中介角色的小冊子,能起而復生;但很快就發現,部落格已經佔領這塊生態區。我們開始嚴肅的思考印刷界的特殊性與持久力:我們學習紙張、字體與裝訂的語言。這並不代表我們拒絕新科技;相反地,沒有個人電腦、網路或雷射印表機,我們不可能做任何工作。

     但正如攝影機迫使畫家重新構思他們的藝術,網路也逼我們檢討印刷的可能性。網路非常熱門;例如讓你在網頁間穿梭的連結,或你還沒看過就被點擊超過一百萬次的影片。哈佛大學荀拉史丹中心(Shorenstein Center)最近的報告指出,雖然我們通常不把紙張當科技發明的產物看待,紙其實是科技的產物──而且是人類史歷史最悠久、最成功的發明之一。網路可以同時使用多個程式,導致注意力缺陷症般的焦躁,相對之下,不連結的書是種祝福。看似印刷品的弱點,反而是強處:書的安寧與冥思,正是我們世界最缺乏的品德,如果印刷是冷的,有紙張的溫暖加以平衡。不像使人眼花的電子書與Vista螢光,書的每頁都會輕柔地折射所吸收的光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通常會列印幾分鐘之內讀不完的文章。我們翻書頁,感受紙的重量,在空白的地方寫筆記。紙本身也表達訊息:毛邊暗示一定的文雅,手指能觸摸厚度與質地,翻頁帶給文本自己的動能。

     在網上寫作可以無止境的出版下去。但書頁空間的限制、線裝的必要,甚至紙張的價格,都迫使作者與編輯做取捨;去糟粕而取精華。出版書籍需要時間與資源;只要按鍵盤就可「貼上」或「傳送」的網路永遠無法取代出書必經的深思熟慮。印刷書籍,精煉並讚頌傑出的作品。

     二○○七年秋季,我們第一次接觸安東尼.葛睿夫頓(Anthony Grafton)教授,他當時正在為《紐約客》(New Yorker)寫關於數位化和圖書館危機的文章。他告訴我們他還有更多事可談:廣義的討論數位對印刷媒體的衝擊,以及其對讀者、作家和出版商衍生更廣泛的問題。最後雜誌精密計算的頁數,《紐約客》未能刊載全部的內容,也因此為「皺巴巴出版社」創造了機會。如同我們出版的其他著作,我們相信《書本的危機》(Codex in Crisis)是本不尋常的書,如果我們不出版,就會掉入學術與大眾、個人與專業著作之間的裂縫,不見天日。

     請翻閱這本書。請在書上寫筆記,折起你最喜歡的那幾頁,讓這本書屬於你。或轉送給別人,思考、討論本書的內容。這些都是印刷書舊有的喜悅,在數位時代仍然充滿生氣、繼續演化。

     (本文摘刊自允晨文化新書「書本的危機」前言,該書作者為Anthony Grafton)
書 評-當所有資訊一蹴可幾
2011-10-08 中國時報 【朱福銘(博客來數位公司專案經理)】

 當所有資訊一蹴可幾(美聯社資料照片)
 
     2002 年某日,Google創辦人佩吉(Larry Page)裝了一台書籍掃描器在自己辦公室。佩吉對所有同事、來訪者說明:「我們要把世界上所有的書都掃描一遍。你不覺得能夠知道世界上所有事物,並把這些資訊提供給使用者,是很Google的事嗎?」另一創辦人布林(Sergey Brin)在旁補充說:「已經沒有人買書了,書籍都應該(免費)放在網路上。」之後幾年,世上有了Google Books和Google Library。129,864,880本書(2010/8止),涵蓋全世界最頂尖大學的藏書,人類夢想的普世圖書館,讓古世界最偉大的亞歷山卓圖書館也相形失色。

     英國科學作家史諾(C.P. Snow)上世紀的大作《兩種文化》,提到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因對各自專業背景不理解而有所隔閡。今天,我們有了新的「兩種文化」,而且更具破壞力:科技工作者與內容工作者息息相關卻也隔閡更深。工程師與新科技不斷重新定義了內容世界(文化、學術、媒體)的遊戲規則。每次驚喜Google找到我們要的答案,每次訝異Amazon對我們閱讀品味的瞭若指掌。這些極度「人性」的日常體驗中,背後是:工程師對演算法最佳化的執著,無關也無興趣於內容如何產出。正如Amazon技術長回答「資料採礦」的見解:「對於圖書的分類和品味我們有太多的專家,事實上沒有任何專家可以精通所有領域。我們需要的只是好的資料庫結構與演算法程序。」

     美國歷史協會主席葛睿夫頓在《書本的危機》中,細筆書籍數位化浪潮對學術研究帶來衝擊的觀察:我們的閱讀習慣,少了紙張會有什麼不同?書本形體蒸發了,圖書館還有存在的必要嗎?500年來古騰堡星雲帶來的閱讀時代會結束嗎?葛睿夫頓的學術專長為文藝復興之人文主義思想、科學及工藝,也擔任過大型數位化計畫的顧問。他看人與書的關係,兼具文化省思與科技趨勢,是類似議題書少有的。

     比如,當所有文本都可以用超連結與搜尋引擎應對後,我們可以想像馬克思和孫逸仙都不用至大英圖書館進行他們的研究,不需瀏覽圖書館的書架、使用參考書目,更別談搜尋書堆裡的著作。只要在Google裡輸入一、二個關鍵字後,就可以功德圓滿。難道細嚼文本將知識化為骨隨的,只是舊時代做學問的功夫嗎?

     我們不妨參考一下古希臘哲學專家強納森.巴恩斯(Jonathon Barnes)的經驗談。提到可搜尋全文的古希臘文本資料庫對其領域所造成衝擊,他說:

     只要把它下載到筆記型電腦,你就可以立刻掌握全希臘文學。你可用剪貼功能,撿拾聽都沒聽過的作者的牙慧。你可以正確斷定柏拉圖用的某字在希臘文學別處出現43次,旁徵博引……但這資料庫就像蕩婦的舌頭「年輕人,你的知識真大;要不要讓我幫你成為真正的學者?」年輕人就坐在糞堆上學烏鴉聒聒怪叫;他可以無所不引,卻什麼論點都寫不出來。

     無疑地,書要深讀精讀,未必是書籍數位化浪潮的原罪。只是當我們已習慣一切資訊都一蹴可幾,那麼記憶的意義是什麼?一些複雜到我們都無法清楚描述定義的問題,我們卻可能搜尋出答案,教育的意義又是什麼?如果有個電子僕人比我們懂得更多,那思考的意義又是什麼?

     「書本的危機」只有20%是科技問題,更重要的80%來自我們對知性生活的智慧。快速表淺的當代社會,此品質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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