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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台前的告別/聆聽 目睹,在哀傷中思索…

內容

死刑台前的告別/聆聽 目睹,在哀傷中思索…
2011/07/26 
【聯合新聞網/文、圖節錄自漫遊者文化《死刑台前的告別》】

 
書名:死刑台前的告別
作者:大衛.道
譯者:楊語芸
出版社:漫遊者文化
出版日期:2011年06月30日
 
內容介紹:

在美國死刑執行人數最多的德州擔任律師,他代表過上百位死刑犯,每天面對開庭、處決的生死瞬間。委託人當中只有少數可能真的無辜,阻止執刑的機會總是渺茫,本書是他守護道德與悲憫、徘徊工作與家庭間的憂鬱告白。


大衛.道接觸的世界,是我們多數人沒有機會經歷的。身為一名律師,他曾代表超過上百位被判處死刑的囚犯。他的許多個案都已經往生,其中或許不乏無辜者。這是他用生命書寫的真實故事:關於正義、死刑以及律師生活。


他的生活充滿極端的矛盾:在見證處決過程後,他回家接受愛妻和摯子的擁抱,他們想要知道他工作的情況。在充滿冷漠和無能法官的司法體系中,他為美國死刑犯的生命而奮戰,為生命盡頭就在眼前的個案,爭取更多時間。


本書描述了形形色色的死刑犯面對審判執刑的歷程,其中最令我們動容的,是被控殺了妻子和兒女的亨利.奎格。由於前任辯護律師的無能、檢警的刻意引導,奎格殺人的證據缺乏說服力,仍被陪審團採信。大衛.道和同事發現兇嫌另有他人的線索,但無法取得任何證據;他們提出各種申請文件、特赦請願書,都不能動搖法庭死亡執行令上的日期,直到處決前十分鐘,大衛.道趕到奎格的行刑室外……


這些生死一線間的故事,提供了一種鮮明且私密的角度,直視死刑的真實樣貌:無論是審判法官難以捉摸的思緒,監獄和行刑室的例行運作,到身為辯護律師、自己的日常生活被捲入;道德的追尋,終需付出代價。


面對死刑的一切,大衛.道沒有激情地宣揚理念,卻是低眉淡筆,陳述種種事實與掙扎,讓人憾動、低迴不已:原來,希望懸繫於每一個字、每個行動之中,生命就在一線之隔,而去做正確的事,永遠是知易行難。


新書內容搶先看:


談到死刑犯的處決時,律師無足輕重。故事的重點通常都放在被害人身上,要不然就會著墨於兇手。我認識的死刑犯辯護律師中,有人在委託人被處決時正在看電影。也有律師在星期四時才發現他的委託人已經在星期一被處決了,當時他還在阿魯巴(Aruba)潛水未歸。我能體諒他們。有時他們的關心可能在表面上看不出來,有時候則可能關心過了頭。你可以這樣想:你的委託人將被注射毒劑處死,而你是阻止這件事發生的最後希望;或者,你也可以認為,你的委託人步上那條不歸路,只是咎由自取。過去的經驗告訴我,總有一種想法是合適的。

我生平第一位委託人在一九八九年被處決。德瑞克是一個普通壞蛋,幹了件糟糕透頂的事。他在十年級 的時候輟學。兩年後他為了學習一技之長入伍,輾轉到了越南。他不常對我談起戰時發生的事,他被處決後十年我才知道他服役的經歷。有一個他當時的戰友試著跟他聯絡,最後卻找上了我。德瑞克返鄉回到休士頓時,沒有學到任何工作技能,他帶回一枚紫心勳章,卻也染了毒癮,每星期要花五百美元購買海洛英。他在加油站幫人加油,直到因為曠工太多而被開除。染上毒癮有很多不良後果。他開始搶劫便利商店和速食餐廳。有一次犯案,他搶了七十三美元還有一些銅板後,往街上逃逸,隨後追出的警衛朝他射擊,有一發擊中他的腿部。他倒在人行道上,轉身還擊了五槍。警衛找了個掩護,但是德瑞克其中一發子彈擊中了一個剛剛跟媽媽用完午餐的七歲男孩。孩童喪命總是讓人傷心至極,而雪上加霜的是,德瑞克是個黑人、遭槍擊的男孩是白人。這是種很糟糕的組合。陪審團花了不到兩個鐘頭就決定判他死刑。

之前為德瑞克辯護的律師在審判中睡著了──不是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檢察官為此直冒冷汗,但是審判的法官視而不見。新聘的律師要求重新審判,被上訴法院駁回,因為法官相信,不管辯護律師是否清醒,德瑞克都會被定罪。對於他的人權受到侵害,法院指派另一位律師代表他向州級法院上訴。這次的律師超過了上訴期限還沒把案子送上去。如果你過了期限,法院不會受理你上訴的理由。案子到了聯邦法院時,我接受聯邦法院的指派,在這個當口成了德瑞克的辯護律師。然而,聯邦法院有一條規則:它們拒絕接受任何未曾在州級法院提出的論點。州級法院已經說過,德瑞克的律師錯過了上訴期限,以至於他的上訴理由不被受理。基於這個原因,聯邦法院也不會受理我們的上訴。

因此,身為律師,我的工作大部分在處理德瑞克的遺產。當然,德瑞克沒有任何遺產,這意味著我的工作只剩下安置他的遺體(他不想埋葬在位於德州亨茨維爾監獄門外的貧民公墓)。安排葬禮也沒有花去我太多時間,所以我的工作真的只是當他的心理輔導員,聽他說話,給他書籍或雜誌,保證他不會獨自面對死亡。我的目的是拯救我的委託人,但是那個目標超出我的能力範圍。要不要遺棄他們,是我唯一能控制的決定。

只要可能,我每星期探訪德瑞克一次,另外每兩天跟他通一次電話。他有一個兒子叫度恩。他的父親列名在死刑名單上時,他十二歲,等到他父親被處決時,他已經十九歲了。我坐在一旁看著他們吃力地建立彼此感情。網際網路正在毀滅人類社會,因為人與人的關係向來需要互相接觸。當我們無法跟別人直接接觸,即便是父子(或許,特別是父子),要建立親密關係非常困難。我告訴他們,我相信特赦與假釋委員會,我相信州長將會減刑,我真的相信。我這人一向充滿希望。雖然我們的努力經常無法奏效,但是我總相信,這一次會有不同。除此之外,誰還有辦法堅持這份工作?到了最後,應他的要求,我親眼目睹他步上行刑台。

一九八九年三月九日,星期四,凌晨十二點三十七分,德瑞克在我、度恩以及兩名本地記者眼前被處決。之後,我擁抱了度恩,坐上我的卡車,帶著我的狗跟一箱「傑克.丹尼爾斯」威士忌,駛向我在加爾維斯頓島(Galveston Island)上的度假木屋。我坐在露台上對著墨西哥灣舉杯,月色清亮,梭魚成群躍起,還可以看到鱒魚在翻滾的浪潮間覓食。我聞到雨的氣息。為了讓狗可以任意進出,我任由前門大開,還把一星期份的狗食倒在牠的盆子裡。黃昏時天色轉黑,風暴來了。我確認過我的躺椅上方有屋簷遮蔽後,就閉上眼睡著了。醒來上廁所時,我會喝杯威士忌,然後灌上一品脫的水。我很注意身體不能脫水。除卻鳥鳴和潮浪外,唯一的聲響是每天早上報紙丟在車道上的撞擊聲。星期一,我打開四份報紙,只是為了知道今夕是何夕。我跟狗在沙灘上跑了一個鐘頭,然後在牠的注視下,朝海浪裡游了半個鐘頭。之後我走回小屋淋浴,我跟狗說,對不起,我是個糟糕的主人。牠則叼起一塊漂流木,反覆甩頭,像是要咬死它一般。

我們坐在「墨客斯漢堡」的露台上吃午飯。我點了四個漢堡,一籃洋蔥圈,以及一杯檸檬汁。牠很快吃完了兩個漢堡,所以我分了一個給牠。我去付帳時,櫃檯的人誇說,牠是隻幸運的狗。

我說,謝謝你這麼說,但是你說反了,到目前為止,擁有這隻狗是我這個人最了不起的地方。


※ ※ ※


我開車回休士頓。一開始我會對死刑感興趣,純粹是學術上的研究,不是政治或意識型態。德瑞克被處死時,我正在進行一項研究,比較德州、佛羅里達州、維吉尼亞州和肯德基州死刑犯律師的權限。我和一位幫我收集資料的助理有約,但海灣高速公路上走走停停的擁擠交通,註定我會遲到。我魯莽地開車,在NASA的匣道附近,擦撞到一位老婦人。我跳下車,腳還沒沾到地面就開始跟她道歉。她臉部扭曲,好像剛剛吞下過期發酸的牛奶一樣。她說要打電話給警察,我說我沒有喝醉,只是聞起來有酒味而已。她笑了笑說,我相信你,年輕人。

法學院採匿名評分,學生在期末考的考卷上,只填上一個四位數。每一年,我都會聘用其中成績最好的三組號碼,來當我的助理。我要求凱雅來打工時,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老師不能和學生約會,是不成文的規定。但如果你打算娶你的學生,我認為這條規定就不算數了。德瑞克被處死後的那一週,我終於鼓起勇氣打電話約凱雅出去。

我們在東區的寧法餐廳用餐,那時的東區夜生活還在發展當中。我們坐在餐廳後側。她說,你有哀傷的眼神。

我想你的哀傷讓你有活著的感覺。

少胡說八道了。

我很喜歡昔日的《瑪麗.泰勒.摩爾秀》裡的某一段,女主角瑪麗要參加WJM電視台的面試,應徵新聞主播。路.葛蘭特 跟她說,妳真有膽識。她臉上放光,驕傲地說謝謝。但他說,我討厭膽識。

我把德瑞克的事告訴她。她問我是否會再接受其他人的委託。我回答她,我想應該會。

我說,這似乎是種重要的任務。我大概是認為,不管人們曾經做過多麼壞的事,沒有人應該孤獨地死去。她問道,我覺得這麼做會產生什麼改變嗎?我回答可能不會。

她說,我記得有個說法可以用來形容介入某些已經拍板定案的事情。

用「拍板定案」來形容有點太過強烈了吧。

我心裡想,除此之外,無法避免的事跟正確的事並不能劃上等號。但是我感覺自己已經不再年輕,怎麼可能在第一次約會時說出這麼天真的話。

她微笑地看著我,我把她的微笑解釋為「深有同感」。侍者端上我為我們兩人點的食物:碳烤玉米麵捲餅和「老鼠」。她問,這是什麼?

我說,老鼠。

還真的呢。

是真的。他們是這麼叫的。

「老鼠」是大型的墨西哥辣椒,切開後塞入蝦子和墨西哥乳酪,沾麵粉醬後油炸製成的。她咬了一口,辣得臉上冒汗。她說味道真好。

拿去,我邊說邊把我的啤酒遞給她。

她說,我覺得,如果你要繼續從事這份工作,還要不受困擾,那麼一箱波本酒絕對不足以應付。

我說,好像真的是這樣。


※ ※※

傑里米.溫斯頓被處死時,我認識他不過兩個月。我認識他那天,同時也認識另一名死刑犯伊齊基爾.格林,那天也是我和凱雅結婚十週年紀念日。溫斯頓的律師打電話給我,他說自己沒有時間處理溫斯頓的案子,至少他認為自己放棄委託人是一件可恥的事,這值得為他記上一筆。世上有很多蹩腳或偷懶的律師,但少有人會承認自己的無能和懶惰。他想知道我願不願意孤注一擲,我們本來就是非營利的法律協助組織,我答應他下回到監獄時,我會去見見溫斯頓。

溫斯頓是個大胖子,他胖到必須側身坐在和律師見面的小房間裡。他的雙臂都是綠色的,從手腕到肩膀盡是刺青,兩手的指關節則是小小的十字架。我自我介紹,他看見我盯著他的手,他問,你信教嗎?

恐怕不算是。

他說,這不是問題。我這樣問沒別的意見,只是問問而已。

我告訴溫斯頓,他的案子已經沒什麼可以努力的。我們可以質疑州政府用來處決他的理由,但成功機會不大。

他說,是喔。我聽說他們要用來殺死我的藥物,平常連用來殺動物都不准,這是真的嗎?

致命藥劑的組合中,的確有部份藥物連獸醫都不用。某些州的死刑犯委任律師曾經以這種雞尾酒藥劑的配方作文章,讓委託人逃過一死。然而到目前為止,這種法律操作手法在德州行不通。不過我辦公室的律師和我有新的想法,我們認為在溫斯頓的案子裡也許可以行得通,但我不打算告訴他。

我說,沒錯,但這無關緊要。多數的法官都認為,你在受刑時完全不會感覺痛苦,就算你會,他們可能也不在乎,就算他們在乎,他們也無能為力。他點點頭。我說,我們可以替你打官司,但你不會贏。不過如果你還是希望上訴,我會幫你。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會提出上訴,然後我們會敗訴。

我停下來,等他發問。他沒有問題,所以我繼續說。你不止不會贏得這場官司,而且直到你被行刑前二十分鐘,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敗訴了。只有最高法院的書記官來電時才會知道結果。他們希望你等越久越好,這樣我們就來不及再提出任何法律程序。他們會打電話給我,然後我打電話給你。你聽懂了嗎?他點點頭。我說,我要說的是,你會敗訴,等到我打電話給你,告訴你我們輸了的時候,你不會有太多準備的時間。這樣你還是想要上訴嗎?

我知道我的說法很殘酷,但我不是故意要對他殘酷,我只想要讓他覺得毫無希望,我需要他完全絕望,而不是在我打電話給他時,他還認為自己會勝訴。我要他連一絲絲希望之光都看不到。我承認,我是在替自己著想。我曾經打電話給那些還抱著希望的人,而跟已經準備好的人報死訊要來得容易許多。溫斯頓說,這對瑪麗太殘忍了。

誰是瑪麗?

我妻子。我們去年結婚。你不知道嗎?我跟他說,我不知道。她很甜美,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女孩。我點點頭。溫斯頓用手指敲了敲我們之間的玻璃,蘭迪.紐曼(Randy Newman)的歌曲《瑪麗》(Marie)開始在我腦海中響起:#我們認識的那晚,妳看起來像個公主。#我聽著心中的節奏出神,溫斯頓在一旁陷入沉思。最後他說,放手去做吧。你是第一個對我坦白的人。其他人都試著美化真相,我覺得很煩,我討厭自己一再受騙。就做你可以做的吧!

我說我會,我又問他有沒有任何問題。他說,有,你有沒有什麼好消息可以說給我聽?他微笑。

我說,我跟你談完之後,我要去找一個叫伊齊基爾.格林的人,你認得他嗎?

溫斯頓說,是不是一個禿頭的瘦皮猴,臉上有刺青?

我說,我不知道,我沒見過他。

他說,我想是他沒錯。他那個人怪怪的。他們曾經用瓦斯毒害他,但他既不咳嗽,也沒窒息,什麼痛苦都沒有,只是笑。他會一直自言自語。穿著靴子洗澡的怪人。

我說,謝謝。上訴的文件我也會寄一份給你。我也許不會再來看你,多保重,我會打電話給你。他把手放在我們之間的玻璃上,我也把我的手貼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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