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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蝴蝶之事──關於書評,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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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蝴蝶之事──關於書評,及其他
 
【聯合報╱張瑞芬】 2011.06.11
為人寫評,儘管並不容易,也形同一樁無益的行當,然而當那些已經下葬並自以為掩埋得很妥當的墳,在某人的檢視下重新開了封,甚至 賦予了更善意或嶄新的解釋時,作者的激動,往往是難以言喻的……
 
書評這事兒,按理,和序是不大一樣的。一個是馬後砲,一個是馬前卒,馬後砲有各種心理,馬前卒可就標竿一致了,總之讓書多賣幾本。而我,反正是兩種都做過,在這宣傳往往打得熱火朝天的時代,連在書腰上虛張聲勢,網路上被引用轉貼,我也有過幾回。悠忽十年下來,突然發現,豈止電視上「小三」、「小四」滿天飛,書評也者,完全是一個不斷移情別戀的過程。你先是狂熱的愛上一個人一本書,恨不得跑到曠野中大喊大叫讓全世界都知道,然而激情高燒一兩周之後,熱度退盡,又像永遠不能饜足的獅虎一般,悄悄潛伏在草叢裡尋找下一個目標去了。一年十個,十年一百個,鐵打的評者流水的書,作為一個正常人的身心耗損,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劈腿一兩回可能是好玩的,你能想像劈腿一百回的勞頓嗎?)。
我的老師王孝廉(王璇)多年前曾說:「一本已經出版了的書,就像已經下葬掩埋妥當了的墳,裡面裝的什麼都不重要了。」看著眼前被我寫過的這些書與作者,竟覺得被棄與棄人,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同樣是辛苦多時,一朝毀棄,套一首吳宗憲的歌名,同樣是真心換絕情。每天汲汲營營,寫的都是沒人看的東西。某日我拿著《人間福報》副刊看隱地先生正熱情推薦薛仁明和李煒,順便把我的新書《春風夢田》也捧了一捧,竟被偶爾走過的小兒子(一個頂著貝克漢頭,嗜足球為命的沒救高一生)斜睨著說了一句:「嗄!登在這裡誰看得到啊!還不如登在《爽報》咧!」

一個詩人住在遠方,可以是讀者終生傾慕的偶像,住在你樓上就只能是個瘋子了(尤其是那人整天在家灰頭土臉洗馬桶時,只能更糟。至於何謂《爽報》,則已經超過我輩的知識範圍)。有了這種基礎認知,其他就好辦了。寫了那麼多書評,我多半不去認識作者,因為篤信相見不如不見,距離增加美感。近廟欺神,古有明訓也。有時我想,評論者也需要故弄玄虛製造一點距離感,例如端坐在午後書房或教授講壇的人說的話,好像就比睡眼惺忪每天穿拖鞋去Seven買兩份報紙的人可信靠一點。

饒是如此,我也還是見識了不少好作者,瘂弦是個發電機、聚光體,從年輕到老,永遠溫暖周到;許達然看似悶聲不吭,內裡卻頗為堅執,就像吳晟火起來那麼難參詳。林文義世故又直率,完全不適合當電視名嘴;周志文少見的沒有學院的腐儒氣;周芬伶外貌是熟女,內心卻住著一個小女孩;鍾文音個子非常嬌小,全身披披掛掛像小一號波西米亞風的齊豫;朱天心握起人的手,那掌心又熱又暖;吳明益眸光深沉,看人的態勢很靜定;夏曼.藍波安和瓦歷斯.諾幹完全是可以去演西部片的性格小生;夏烈則我從來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理性而有條理的土木橋梁部分於我猶如外星人。

評論者多半可以成為作者的好朋友,卻極少真正成為作家。許多讀者從夏志清看到王德威、范銘如,總覺得此等好筆不專事寫作豈不可惜,殊不知一個美國小說家巴那比.康拉德(Barnaby Conrad)說過一句有趣的話:「評論家之於文學作品,就像太監之於皇宮內院,他們對裡面的情形完全明瞭,只是自己無能為力。」但我看蕭乾《書評研究》,他說批評學者和批評者事實上是不一樣的兩種人,書評家比起前二者,又更等而下之。然而書評的工作實在更艱難一些,「他不但要有正確的議論,且需以活潑的語言傳達給大眾,他懂得很多,卻能用忍耐和機制管住自己,解釋而不命令,陳述而不說教,既要保持主觀的見解,又要時刻顧到客觀需要,這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就我自己來說,決定寫哪一本書是困難的決定。就像河蜆濾食一萬公升的水只為了獲取浮游生物一樣,讀的時間遠多於寫,寫不出來的時候遠多於寫得出的時候。所以我浪蕩終日,打球或騎自行車在南屯、烏日一帶農田冶遊,不在書房或大學講堂的時候多,一直服膺著孟東籬的名言:「蟬在林間才會嘶鳴,我也必須過著遊蕩的生活才能發出我的聲音。」完全不像我所在的這所台中最熱鬧夜市旁「拚老命」績優大學的風格。

正如約翰.伯格(John Berger)多年前在《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裡說的:「知識和信仰會影響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我想生活和看待生活的態度也是吧!悠遊度日的人寫出筋骨鬆活的文章,過度使用的人就不免咬牙切齒(甚且青筋暴露)了。

為人寫評,儘管並不容易,也形同一樁無益的行當,然而當那些已經下葬並自以為掩埋得很妥當的墳,在某人的檢視下重新開了封,甚至賦予了更善意或嶄新的解釋時,作者的激動,往往是難以言喻的。我曾經在一個茫茫渺渺的深夜趕完一篇兩千字書評交了差,忍不住發一個副本給不算熟識的作者,說他寫得好極了我實在佩服他(雖是夜半人蹤俱滅,那曠野中吶喊的衝動又來了),才幾分鐘叮咚一聲差點把我嚇出心臟病來。那按理應該到處趴趴走的鳥人生態觀察家,竟彷彿禪坐在電腦前釣魚似的,叨叨跟我說起寫得可辛苦了,每出一書他總覺得再也寫不出好東西了。

我由是學到人生的寶貴第一課,世上沒有真正的客觀這件事。不管你在天涯海角,你評的人總是幾分鐘就知道(且看完)了這文章,且第一時間決定了愛你或恨你。閻連科不是有一篇文章〈作家與批評家〉(按:99年4月21日《聯副》)嗎:「我愛批評家批評別人時一針見血,卻希望批評家批評我時婉轉一些。」每個好作家都說不在乎讀者的反應,其實是承受不住讀者的無情先反將一軍,保住內心的靜定,才能不受干擾的再寫下去。我聽過一些好作者「(賣得奇差)本來就是這樣」、「我不care」、「我的同事沒有人知道我出新書,也沒人看過」、「出書的高興也就一天而已」種種說法,從沒當過真,因為自己也寫,太了解此話言不由衷了。

就拿台灣這麼一個有限的文壇園地來看,書評者與作者的關係是互相附麗的,有時候甚至身分對調也是美事,例如莊裕安、袁瓊瓊、鍾文音、郝譽翔所為俱為逸品,許多編輯也寫得一手好文。我倒是打算讓寫不出的時候再多一些,以便寫得再好一些。而我是善等待的,天天巡著田水,望著收成,種著歹田望後冬。那一畦金線菊,以及南屯區的良田百畝,蔥籠翠綠,在朝陽中閃著金光,才春天,彷彿就可以收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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