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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看台灣文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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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行健看台灣文學環境
廖妘甄 整理/聯合報

--中華民國筆會訪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


2010東京國際筆會年會,中華民國筆會代表彭鏡禧、梁欣榮、歐茵西教授於9月29日在新宿京王廣場飯店,與高行健對談關於閱讀、創作與對台灣文學環境的看法。高行健認為「台灣是一個獨特的對文學有重大關懷的地方」,「投身於文學的作家,年輕作家比例之多,在當今世界也是少有的」。(編者)


台灣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學環境和氣候

梁欣榮:你在台灣待過一段時間,你覺得台灣的文學環境怎樣?


高行健:台灣,我要說,因為跑了這麼多地方,這麼多國家,台灣是一個獨特的對文學有重大關懷的地方,這是少見的;這個關懷還是從民間到官方都有,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學環境和氣候。西方國家的政府比較沒有關心文學;政府贊助文學,是很少見的。可是在台灣,從文建會這樣的官方機構到台北市文化局,都去做文藝活動,這一點本身就是一個很奇特的事情。我們講經濟起飛,很多地方經濟發展甚至超過台灣,但是台灣在經濟起飛的時候,並沒有因為利潤法則而淹蓋了對文學的興趣;相反地促成了一個很好的文學環境,這是在台灣的現象,沒有辦法找一個地方來比。而且台灣自解嚴以後,投身於文學的作家,年輕作家比例之多,在當今世界上我認為也是少有的。


這裡頭當然有一個背景我認為是重要的,就是台灣的普及教育做得好;台灣普及教育的程度不見得比西方國家差。而西方國家雖然文化根基深厚,對文學關注的人卻很少。因此,說到關注文學,在台灣來講,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社會現象。社會各界,搞活動贊助,有那麼多文學獎,從官方到民間,甚至包括新聞媒體;台灣的幾個報紙,像《聯合報》、《中國時報》都有文學副刊,西方報紙沒有的。對文學給予這樣一種熱心和贊助,這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所以在台灣從事文學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在別的地方是坐冷板凳的。


彭鏡禧:事實上我們筆會的季刊也得到政府的支持,比如外交部、文建會跟我們購買若干份數,拿去送國外的圖書館等等。但我們堅持,給我們錢可以,但不能干涉,事實上政府確實對我們沒有任何干涉。我們都同意不應該附庸在任何條件之下。你願意支持,那很好,因為我們需要支持,要把刊物做好是需要錢的,而我們知道筆會季刊是很難在市場上賣錢的。


高行健:這點台灣各界還有共識,這是很難得的。包括台灣的企業界,他們也會熱心支持。


歐茵西:我們也接受企業界的贊助,他們也從來沒有干預過季刊的作業。


梁欣榮:台灣的問題就是我們政府的資源配置,給科學很多,給文學的不夠。


歐茵西:我們有很多文藝團體,可是不少文藝團體需要自力救濟,不容易得到足夠的幫助。


高行健:要對比西方國家,平均起來還是相當的好。西方國家有的甚至不願意投資在這上面。


當今讀者的品味下降,是新聞媒體搞出來的

彭鏡禧:再談到讀者這一部分,其實我個人是有點擔心的。現在網路普及,影響到文字、對文字的欣賞、理解,以及對文字的感情。而書面出來的東西,你也知道都會放在網路上,出版社倒掉很多。


高行健:這是大問題。當今讀者的品味下降,是新聞媒體搞出來的,造成了這種大眾化,這種大眾化對文學沒什麼好處。這是當今社會的弊病。


因為閱讀,全部人類文化的遺產都在支援我

彭鏡禧:關於閱讀,我們知道您廣泛的閱讀世界文學,當然大部分是透過翻譯的方式,您覺得中西文學是可以翻譯的,因為有很多普世的價值。那麼我想知道,這些翻譯作品中,有哪些是特別影響您的?影響的是哪一方面?


高行健:整個的文學史!我從小就讀《安徒生童話》,小時候,母親就買《格林童話》之類的書給我,那個世界就已經是我的世界了,雖然當時跟外國人完全沒有往來,可是因為家理的環境有這個條件,所以我從小就接觸到這個世界。我孩子的時候,安徒生就是我崇拜的對象;到了十歲左右,我寫的第一篇小說,就是讀了《魯賓遜漂流記》以後,自己在一個筆記本裡寫,講一個小孩子的漂流,裡頭還有黑人跋山涉水的故事。那時候也讀了很多Dickens那個時代的小說。等到了大一些,讀法國文學,像是福樓拜、巴爾札克、左拉,俄國的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西方的現代作家,當時所能找到的,最早是羅曼羅蘭,然後是亞埃利亞、阿拉貢等等;美國作家和詩人也讀;詩我也讀了很多,從但丁的《神曲》到美國的十九世紀初。


我讀書的方式,可以說像是個書呆子。大學時候的讀法是我自己訂的,這一個學年我如果要念德國文學,就把圖書館裡所有重要的德國文學譯本讀完。比方說歌德的《浮士德》,在大學裡,第一卷是借不到的,總是在流傳,可是等我讀完第一卷要借第二卷時,只看到十多個借閱章,等我讀完第二卷要借第三卷的時候,我是第一個蓋借閱章的。也就是說,當時那所大學裡,沒有一個人在我之前把《浮士德》讀完。我就這麼讀書的。當時凡是圖書館有的書,有名的作品,我按著卡片來借一遍。


我到哪都跟圖書館很熟,中學時代,我們自己學校的圖書館很完備,京大附中,是教會學校,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的藏書比後來的大學還豐富。後來到南京市圖書館,藏書更多,就在我們家旁邊,十五分鐘的路。後來到我大學裡頭的圖書館借書,我跟圖書館員都交成朋友,也從來不給他們丟書,因此不受只能借幾本的限制;有的不開架但是我可以進去,包括當時我們外語學院圖書館,有些書是不對學生開放的,而我獲准進去找,一出來就是一書包的書。所以說我的認識,是一個充分的認識,全部人類文化的遺產都在支援我,我沒有理由去拒絕。當然每個人有偏好,但我因為愛看書,沒有特別偏好。我不了解的東西,就想要了解,在大學圖書館看的很多書,只有我唯一借閱過,包括北歐有一個作家,叫依可索,是丹麥作家,寫了四本還是五本的長篇,竟然中國當時翻譯出來了,學校沒有一個人借過。這個長篇,講丹麥的工業運動,這我就有興趣了,怎麼有這樣一種社會,工會上街遊行,跟我們看到的都不一樣?難以想像居然有這樣的一種社會!整個文學史提供我一個巨大的世界(彭鏡禧:一種不同的視野!),這麼豐富,這麼有趣,這樣慢慢就形成了我自己的一條路。


三十公斤的手稿,燒了足足一星期

梁欣榮:所以您當時的閱讀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境界。可不可以談一談您自己的創作?


高行健:我大學時就開始寫劇本,寫了很多劇本,小說也有,長篇也有,當然這些東西後來都銷毀了。到了文革的時候我有整整一皮箱三十公斤的手稿、筆記和日記本,要消滅這一皮箱的東西,我足足花了一個星期!每天晚上,我準備一個煤爐,旁邊有一個水桶,把手稿往煤爐裡塞,還不能塞太多。要把它們充分燒掉,燒掉以後把灰鏟到水桶裡,然後在天未亮之前倒到街上的公共下水道。要把那三十公斤的紙張消滅掉,不留下痕跡,當時非常緊張,如果煙冒出去,別人就看見了,因此我都要等四周全都熄了燈之後,才開始燒,燒到將近天快亮。


歐茵西:那時候心裡是什麼想法?


高行健:恐懼,不能給人發現的。


彭鏡禧:像這種經歷,很多人是難以想像的。我再請教,你剛剛提到寫了很多劇本和小說,短篇、長篇的都有,為什麼沒寫詩?


高行健:有的,詩劇、長詩都寫過,現在還在寫。我計畫可能在後年吧,出個詩集。


彭鏡禧:拭目以待!


(本文為節錄。全文請見筆會季刊2010年冬季號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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