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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記者與謀殺犯/揭露記者的道德黑幕

內容

新聞記者與謀殺犯/揭露記者的道德黑幕
2011/03/17 
【聯合新聞網/文、圖節錄自博雅書屋《新聞記者與謀殺犯》】

 
書名:新聞記者與謀殺犯
作者:珍妮.瑪康姆/Janet Malcolm
譯者:林宗憲
出版社:博雅書屋出版日期:2011/02/01
 
內容介紹:


「小說家」和「新聞工作者」的分際何在?

一位寫作暢銷書的記者與謀殺案嫌犯合作出書,必然陷入倫理的兩難困境。

本書揭露新聞業的黑幕,它觸及新聞工作者的核心問題:「良心」。


一樁控訴案,永久檢視記者的職業道德……


一九七○年二月,陸軍軍官麥克唐納被指控謀殺懷孕的妻子和兩個稚齡的女兒。謀殺案審理期間,記者麥金尼斯找上麥克唐納,兩人協議合作出書。麥克唐納始終認為麥金尼斯為他撰寫的故事能使其脫罪,卻直到《致命的願景》出版上市後才驚覺,多年來以朋友之姿聽他坦白傾訴的麥金尼斯,已在書中將他定位為心理變態的殺手。最後,麥克唐納轉而控訴麥金尼斯詐欺。


本書作者珍妮.瑪康姆採用此法律訴訟實例,檢視記者對於當事人的危險關係。記者往往利用當事者的孤獨、信任或自我崇拜以獲取故事題材,然而,最後的報導卻背離當事者所陳述的事實。瑪康姆不但剖析新聞記者的道德問題,也讓大眾開始思考新聞故事取得的方式及報導內容的真實性。本書於一九九○年出版以來一直被視為新聞倫理的經典之作,藍登書屋並評選為百大二十世紀最佳英語非小說。


「只要不是太愚笨、或者太過自我,以致於渾然不知發生何事的記者,都能瞭解到,記者所做的一切,在道德面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本書作者珍妮.瑪康姆


新書內容搶先看:


背叛與反背叛

只要不是太愚蠢或者太過自我,以致於無法察覺事態發展的新聞記者,就能瞭解到,記者所做的一切,在道德面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新聞記者屬於有自信的人,窺探著別人的虛榮、無知與孤獨。在獲得別人的信任後,卻又不帶悔意地背叛他們。新聞記者又好像容易輕信別人的寡婦,在某天醒來時,發現身旁魅力十足的年輕人已捲走她的積蓄,逃逸得無影無蹤。所以,新聞記者報導中的當事者,看到這些文章或書籍出版時,都能切身感受到這樣的慘痛教訓。(就如同輕信別人的寡婦某天醒來發現身旁魅力十足的年輕人已捲走她的積蓄,逃逸得無影無蹤。報導中的當事者在看到文章或書籍出版時,才發現得到慘痛的教訓)新聞記者依照自己的情緒起伏,以各種不同方式,來為他們背叛別人或遭別人背叛找尋合理化的藉口。當新聞記者冠冕堂皇地談論言論自由,或高談闊論「公眾知的權利」時,他們最不願談論寫作的藝術,最低調地談論如何養家餬口。

這些文章中的當事者所遭遇到的痛苦,並不只是文章赤裸裸地呈現他們的故事,或是他們的觀點被曲解,真正讓當事者痛苦不悅、甚至有時候迫使他們走極端去報復的事情是,他們被欺騙了。在閱讀這些有爭議的文章或書籍時,當事者必須面對的事實就是,新聞記者雖然看起來親切且富有同情心,一心一意的想徹底瞭解當事者,並且高度認同當事者對事情的看法。但是,事實上,這些新聞記者並不想在這個事件上與當事者立場一致,他們只想撰寫自己想要寫的故事。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專訪想要達到的目的,與專訪實際能幫助的事情,其中間的落差,通常讓當事者震驚不已。當事者面對的情況就類似(一九六○年代初在耶魯大學)由史丹利.米爾格蘭所做的著名心理實驗的受試者所面對的情況。受試者在被誘騙之下,認為自己正參與一項有關懲罰對學習與記憶所造成的影響的研究。而實際上,這項實驗卻是為了測試他自己在權威的壓力下所表現出來的殘酷能力。在精巧設計、造假的實驗室陷阱中,這位「天真的主角」──也是在新港報紙廣告中回答問題的志願者──被下達指示,當另外一個或許也是志願者的人在回答測試題時,如果答錯的話,必須對他施加電擊,並逐漸增加痛苦指數。在《順從權威》這本由米爾格蘭所撰寫關於此實驗的書中,寫到他對於有那麼多受試者居然聽從實驗者的指示,而且當另外那位(偽裝的)受測者已經因為電擊而痛苦尖叫,他們仍繼續拉動電鈕。這位被電擊者只是個演員,假裝痛苦,被綁上的電擊裝置則是舞台道具。米爾格蘭的目的是為了瞭解,一般美國人在面對如同一般德國人所面對的相似情形下,他們的作法會如何──德國人過去曾被下令消滅歐洲猶太人。實驗結果看起來讓人大失所望,儘管少數人在面對被電擊者的求救訊息時,拒絕再進行此一實驗,多數人還是會乖乖地繼續進行一次又一次的電擊。米爾格蘭這個令人心寒的實驗並不是重點,重點在於這個情境的結構:刻意誘導的欺騙,之後則是片刻令人震驚的啟示。

米爾格蘭實驗中的受試當事者,當「被告知真相」或「被告知騙局」──這是米爾格蘭的用語──時,他們心裡的看法迅速轉折,這就好像一本書或一篇文章中的當事者第一次閱讀那本書或文章時,所感受到與原先受訪內容有落差的心境一樣。文章的當事者在受訪過程中並未感受到如「艾希曼實驗」【1】(一般的稱法)的當事者在實驗時所承受的壓力與憂慮。相反的,他處在一種自戀者假期的心態中──但是,當劇情突然出現轉折時,他也面臨極端受羞辱的局面,因為在這個不知道內情為何的人格測試中,他沒有通過測試。

《順從權威》此書的讀者與米爾格蘭都知道此一騙局的技術性細節,但是新聞作品的讀者則只能想像揣測作家如何誘使當事者說出有關自己的事情,當事者本身不太可能主動提供答案。當事者得知被騙,他通常會重新振作,走出這場騙局,他與新聞記者之間的關係就如同那些結局悽慘的戀愛般被當作垃圾而拋在腦海之外。偶爾有些當事者會與新聞記者牽扯太深,以至於當事者無法放過記者,甚至在這本讓人難堪的書藉滯銷很久之後,這種關係還一直纏繞於無窮無盡的法律訴訟之中,當事者將新聞記者與自己綁在了一起。但是,即使此時,新聞記者的背叛行為也不會曝光,因為承接該案件的律師把當事者被欺騙的故事,轉化為典型的毀謗罪類型,例如毀損人格或錯誤陳述事實或任意地輕忽事實。

一九八四年夏天,有位當事者對新聞記者提出控訴。然而,令人意料之外的是,這齣背叛愛情的故事並未被轉型為傳統的情節,反而進一步論述地更直接、更強而有力,以致於審判團的六位陪審員中有五位被說服了,認為某個因謀殺了太太以及兩個稚齡的小孩而被連續判了三個無期徒刑的人,比欺騙他的那個記者還值得同情。

我在本案審理終結後才獲知案情。當時我收到一封信,寫信日期是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寄件者是丹尼爾.孔恩斯坦。這封信同時寄給了全國其他三十幾位記者,此書開頭寫著:


我是一位替喬.麥金尼斯辯護的律師,麥金尼斯就是《致命願景》的作家,我參與了六個星期的審判過程,最近才在洛杉磯審理終結。如你知道的,這起訴訟是由被判刑的三重謀殺案的傑佛瑞.麥克唐納所提出,他就是麥金尼斯書中的當事者。

這個審判因陪審員意見不一致而未能做出裁定。儘管原告並未爭回任何權益,但是獲得重新審理,就確實意味著審判中提出的問題依然存在,並且還未有定論。事實上,據報導指出,陪審團裡的一位成員──承認自己在高中之後從未看過一本書──事後說,她如果有能力的話就會「提供數以兆計的金錢來設立典範,讓其他作家知道不能對當事者說謊話。」


孔恩斯坦接著描述這個訴訟案──此案是關於詐欺與違約行為──是為了「設立一個新的前例,藉此要求記者或作家在寫作與研究期間,法律上有義務必須向當事者透露個人的心境與態度」,並提到此一前例可能造成對於現有新聞記者言論自由的重大威脅:


這是頭一次,憤怒的當事者被允許控告一位作家,原因是他沒有傳遞真相,並且偽造發表的事情……目前,頭一次,一位記者的舉止或觀點,在整個創作的過程中,成為陪審團審判的待解決議題。麥克唐納的主訴意見,乃是建議如果報紙與雜誌的記者以及作家,只要在採訪時對當事者表達了同情的態度,事後這位記者即便是撰寫事實,也不加油添醋,仍應該被起訴。


除了孔恩斯坦的來信之外,也附上了巴克利與萬寶的做證文稿,他們兩位是審判辯論中的專家證人。信件中也附上孔恩斯坦自己結辯陳詞的摘錄:「在結辯當中,我想要強調對於言論自由的新威脅」,孔恩斯坦結論指出:「麥金尼斯與我都認為,這種危險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真實存在,值得你的密切注意與關切。」

我上了孔恩斯坦的當──我不知道他曾經去函的其他記者是否也是如此──幾天之後,我驅車前往麻塞諸塞州的威廉斯城,並在那裡與麥金尼斯交談。我很期待這場訪問──這原本應是接下來幾星期我與麥金尼斯安排好的一連串會加以錄音的談話當中的第一場。我之前從未採訪過記者,我很好奇我與一個深諳新聞知識而非天真的當事者之間,會發生什麼事情。天真的當事者總是會讓新聞記者承受道德上的不安感覺,做為這些新聞記者在指出人性的脆弱時付出的代價。但是在這裡,卻完全沒有這種不安的感覺。麥金尼斯與我之間比較不像實驗者與當事者,而比較像兩個實驗者。在一天結束後,兩個人從實驗室一起踱步回家,共同探討專業的問題。這個錄音機可以紀錄我們兩個人所談的尖銳問題,沒有人會對另一人「做出」任何事情。這次的對話是高度嚴肅的,甚至或許是熱鬧的與鬥智的。

但是,事情並未如此發展。麥金尼斯拒絕扮演共同實驗者的角色,而寧願扮演當事者的角色。在五個小時中的第一個小時結束後,我放棄了想把我與對談者的對話定位在較高層次的努力,而遷就於麥金尼斯的要求,就是我們一起玩告解的老把戲,新聞記者都是藉此遊戲來賺取生計,當事者則沈迷於被虐情緒。不過,實際上沒有一個當事者是天真的。每個罩著面紗的寡婦、每個受騙的愛人、每個被背叛的朋友、每個作品的當事者都瞭解,在某個程度上,正等待著他的是什麼,如此之下還願意維持關係,其背後是受某種比理性更強烈的東西所驅使。麥金尼斯這個人曾經訪問過數以百計的人,並且瞭解這個遊戲的始末,卻竟然在我面前表現為一個防禦性的、自以為是的、受到驚嚇的人,可以顯見此事的威力。在這天快結束前,他告訴我他前一晚所做的一個夢:「我回到洛杉磯的法院,那裡有第二次審判,我說:『不,不能發生這種事情,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這一切。這來得太快了,我還沒有從第一次審判中恢復過來。』當我這天早上醒來時,我以業餘觀點分析這個夢境,我認為這個夢境內容是要表達我今天要跟你談事情。這次談話等於是一場新的審判,它看起來並不是那麼曖昧不明,這個訊息表面上看來是正確的。」在六點的時候,這個錄音機喀擦一聲,儘管麥金尼斯坐著等我換上一卷新的錄音帶,我卻決定將此訪問告一段落。兩天後,當他打電話給我,要取消我們之後的訪問時,他跟我說:「我想要把這一切隱藏在我腦海。」我並不感到訝異,而是有點鬆了一口氣。我已經開始察覺到,麥金尼斯向我告解一事,並非第一次。某人已經比我早一步在那裡了,而且某件事情重複發生在我身上。幾週過後,在我讀完麥克唐納控告麥金尼斯的審判文稿後,我就知道這個人是誰,而且知道事情是怎麼一回事。麥金尼斯當時──也就是當他跟我在一起時,他無疑地一直無助地重複存在於他的想像中的──仍未從波斯威克對他所進行的四天半的質問中恢復正常,波斯威克正是原告的律師。波斯威克傷害麥金尼斯,幾乎到了體無完膚的程度。在這場審判中麥金尼斯所體會到的,就是一個人從自己被逮個正著的惡夢中醒來時,帶著感激的眼淚,慶幸還好這一切只是夢。只有最鐵石心腸的人在閱讀麥金尼斯被審問的文件時,可以不帶同情。即使最堅定捍衛新聞記者有權力用令人不悅的任何方式來執行工作權利的人,也不得不好奇麥金尼斯為何會那麼草率地留下暴露出他邪惡信念的書面記錄──其方式就是寫了大約四十封信函給麥克唐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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