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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歷史.小說.女性──施叔青的大河巨構

內容

陳芳明/歷史.小說.女性──施叔青的大河巨構
 
‧聯合文學 2011/03/18 
 施叔青的台灣三部曲,最後一部《三世人》終於在2010年殺青問世。長達六年的營造與構築,終於把她推向另一座藝術高峰。從1960年代出發的鹿港女性,從未預見有一天會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 
 
 
【陳芳明/文】

施叔青的台灣三部曲,最後一部《三世人》終於在2010年殺青問世。長達六年的營造與構築,終於把她推向另一座藝術高峰。從1960年代出發的鹿港女性,從未預見有一天會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她的創作技巧、文字藝術、情慾書寫,以及歷史想像,已經構成她文學生涯的重要部分。長期投注在文字經營,確實已為她自己確立引人注目的風格;而這樣的風格,又為台灣文學的發展加持,使得海島上的女性作家受到華文世界的注意,也受到亞洲與世界的矚目。施叔青這個名字已經不屬於一個個別作家的記號,而是台灣女性文學的專有名詞。她所代表的,是一種以小搏大的逆向書寫。她抗拒的已不只是男性霸權傳統,她真正抵禦的是四方席地而來的歷史力量。滔滔洶湧的巨浪,使歷史上女性的身分與地位完全遭到淹沒。沒有命名、沒有位置的弱小女性,從來就是注定要隨波逐流,終至沉入深淵。施叔青挺起一支筆出現在台灣文壇時,使詭譎的歷史方向開始改流。

她的書寫生產力,可能是三、四十年來最為豐富的其中一位。無盡無止的書寫,為她的生命畫出極為寬闊的版圖。她所開闢出來的領域,以海島的故鄉鹿港為起點,延伸到北美洲的紐約港,最後又返身航向東方的香港。所有陌生的港口,以及遼敻的水域,也許不曾察覺曾經接納過一位漂泊女性的思維。但是,在迂迴的旅行過程中,施叔青從未忘記在每個港口留下龐大的文字。文學作品使她的生命有了可靠的據點,只要守住文學,她就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鹿港時期的施叔青,首先是從現代主義運動出發,她的名字與當時的重要男性作家並列在一起,如白先勇、王文興、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七等生。這些卓然成家的男性作者,未曾預料有一位年紀較小的女性居然可以插隊,與他們一字排開。當這些男性作家,成為台灣歷史的重要經典時,她也從來不曾落後,筆下所完成的小說,也被公認是經典之作。

施叔青的文學道路,誠然是從現代主義出發。不過,進入1980年代時,她搖身變成女性主義者。1990年代以後,她又升格成為歷史的書寫者。這樣鮮明的軌跡,正好與其他女性作家有了顯著區隔。她的小說書寫史,正好也契合台灣歷史的發展。當她是現代主義小說家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模仿者,畢竟現代主義是舶來品,而不是從台灣社會內部釀造而成。施叔青早期的小說,如《約伯的末裔》、《牛鈴聲響》既混合著現代主義技巧,也鎔鑄了女性主義的思維。現代主義美學直接從美國進口,開啟多少台灣作家的想像。通過這種美學的洗禮,台灣作家終於學習了如何挖掘內心被壓抑的感覺與想像,施叔青在這方面正是相當傑出的一位。在她的早期作品中,鹿港小鎮充滿各種死亡意象,不時出現棺木、墳穴、鬼魅的各種幽暗聯想,怵然開啟一位少女內在世界的夢魘。這種手法頗近於現代主義的模仿。

從現代主義的傳播來看,台灣是屬於接受者。因此在島上崛起的現代主義作家,他們不能不扮演著被影響的角色。然而,施叔青頗有可觀之處,在於她並不滿足於被凝視與被詮釋。浮沉在西方美學的漂流之後,她已理解如何使自己的主體獲得翻轉。從現代主義的深處,蔚然浮出女性的抵禦力量。當她深入內心探索時,她赫然發現,體內竟鎖住一個被壓抑的女性。七○年代中期以後,她的自傳性書寫,其實就是有意要讓被囚禁的女性身分釋放出來。她不再是被凝視被解釋的一個女人,從此以後,她已懂得如何開始自我審視、自我詮解,從而開出一條女性命運的道路。身為女人,在男性掌控權力的社會中,她確切嘗到被邊緣化、被貶抑的滋味。《琉璃瓦》與《常滿姨的一日》同時在1976年出版,也許還未脫離現代主義的影響,但一位女性主義者的誕生,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1980年代的創作都是完成於旅居香港時期,她的小說至少使台灣文學擺脫海島格局,而有了全新的越界與傳播。她在香港完成了三冊短篇小說集:《愫細怨》(1984)、《情探》(1986)、《韭菜命的人》(1988),與四部長篇小說:《維多利亞俱樂部》(1993)以及「香港三部曲」系列,包括《她名叫蝴蝶》(1993)、《遍山洋紫荊》(1995)、《寂寞雲園》(1997)。前後十六年的小說建構,終於使施叔青臻於藝術生命的高峰,也使台灣文學發展獲致可觀的成就。對她個人而言,這是一次漂亮的跨越;既經營女性主義小說,但也以同樣一支筆,干涉歷史解釋。前三部短篇小說道盡香港繁華生活裡的女性,在尊貴與放蕩之間升降。對女人身體的描寫,她極盡幽微細膩之能事,容許讀者窺探被壓抑者的身體政治。在情慾上的節制與解放,不再片面由男性來決定,更多的自主逐漸回歸到女性身體。她形塑的故事,無疑釋放了千年來被幽禁在黑暗歷史的魂魄。肉體並不僅僅是血肉之軀的代名詞,在她筆下竟鑄成一個衝撞男性道德高牆的批判力量。她寫的是香港女人,卻也是整個東方女性冤魂的縮影。在歷史上從來不說話的幽靈,不再是沉默的存在,一旦她們發出聲音,簡直是雷霆萬鈞。

「香港三部曲」相當清楚定義了一位台灣女性的史觀。在龐大的傳統脈絡下,歷史發言權與解釋權總是落在男性手上。凡是由男性寫出來的歷史,都負載他們的褒貶評價與審美原則;凡不符男性的尺碼,就沒有機會進入歷史。這是權力的濫用與誤用,並且成為牢不可破的女性戒律。幾千年來,女性從歷史紀錄中憑空消失,甚至被擦拭得乾淨俐落,原因就在這裡。歷史為什麼必須只由男性來撰寫?一旦女性頓然覺悟,她們也企望擁有歷史發言權。歷史建構的工作為什麼不能也掌握在女性手上?施叔青從一位自我審視的女性主義者,翻轉成為具有立場與判斷的歷史觀察者。建立史觀、抗拒男性價值的一個歷史書寫者。當她沉浸在龐大香港史料的閱讀中,相當清楚地發現,在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與時間關鍵,從來看不到女性的背影。難道女性是沒有記憶的嗎?她們是沒有觀察能力的嗎?對於人類的痛苦,她們是沒有感覺的嗎?這些問題都成為空白的歷史。施叔青選擇在空白的地方,注入女性的想像。在悲壯、偉大的歷史舞台上,她為香港創造了一位名叫黃得雲的女子,這位虛構的人物,重新又全程走完香港近代史。她扮演不斷被出賣的角色,讓歷史又重演一次。

黃得雲是一位不斷被出賣的女性,當她出現在香港的歷史舞台,正好使各種不同的歷史重量,都降落在這位沒有聲音的女子身上。香港,是東西文化的交界,是海洋與內陸的關口,是傳統與現代的錯身。確切而言,香港正是歷史翻轉過程的關鍵點;把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女性,放置在這個空間,恰恰反映出歷史背景有多寬大,而女性生命有多渺小。這種想像上的張力,非常精確定義了女性身分在男性政治裡的處境。黃得雲被出賣成為社會底層的妓女時,暗示了她的命運已經到達絕境,當黃得雲毫無退路之際,她只能選擇背水一戰。從一無所有的生活環境,她開始尋找出路。為她開啟的僅有道路,為愛情而已。

生命中發生的兩次重大的戀愛經驗,一是洋人幫辦史密斯,一是華人幫傭屈亞炳,兩位男主角分別代表西方與東方的男性文化。頗具高度潔癖的史密斯,固然貪戀黃得雲的美色,縱情於聲色逸樂之際,卻又意識到身為白人的尊貴身分。女人的身體,就像殖民地那樣,只是提供暫時的權力支配而已。愛情並不可能帶來救贖,恰恰相反,那是一次再被出賣的象徵。為了維護帝國的榮光,史密斯毅然離開黃得雲,並留給她一筆可觀的贍養費。所謂贍養費,只不過是洗刷白人的羞恥與罪惡,黃得雲終於還是被遺棄在黯淡無光的社會底層。她的第二次戀愛,由史密斯的傭人屈亞炳來接替。他對女性身體的迷戀,與白人毫無兩樣。但是屈亞炳身分縱然低微,卻懷有繼續往上爬的雄心壯志,他無法忘懷黃得雲這位妓女的卑賤身分。屈亞炳在墮落與昇華之間掙扎,最後還是選擇拋棄黃得雲作為代價。殖民地的男人,在接受西方白人的驅使時,畢竟沒有忘記自己的人格。然而,他維護人格的僅有方式,便是把女性的身體作為自我救贖的工具。東方女性的悲慘,同時遭到帝國主義與男性沙文主義的踐踏。施叔青以華麗的文字,建構輝煌燦爛的愛情故事,在文字最美之處,也是傷害最大的地方。

肉體的意義,在國族魅影的籠罩下,簡直毫不足取。但是,沒有聲音的女性,就等於是沒有歷史。在男性記憶裡,女性如果是屬於空白的存在,她們就沒有自己的思考嗎?施叔青選擇在第三部《寂寞雲園》給出一個強悍有力的答案,女人的命運絕對不可能依賴男性而獲得解放。如果女人只是在循環、重複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悲劇,則這三部曲顯然與過去的話本小說沒有更為高明之處。黃得雲以她個人的生命力與意志力投入自我救贖的艱難挑戰,她終於成功地為自己贖身,經營當舖事業。她的孫子後來又成為香港社會的法官,整個身世的改觀,正好可以解釋命運並非是一成不變。施叔青筆下的黃得雲,不再只是一位弱小女性的歷史,她也是具體而微的香港史,更是近百年來受盡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史。一位台灣作家為香港立傳,不免遭到當地批評家的議論。有一說法是,施叔青的香港,不是他們所熟悉的香港。如果這樣來解釋三部曲,顯然窄化了她的創作意圖。香港只是一個場景、一個想像、一個借來的名字,不必然要與具體的香港等高同寬。在香港舞台出沒的黃得雲,她的血肉之軀,所承受的痛苦、羞辱、傷害、貶抑,絕對是屬於歷史上的真實;黃得雲見證過的災難,還不足以道盡人類歷史上女性所遭到的羞辱與污名化。

香港三部曲完成時,是在1997年,那年香港主權由英國手上交給北京當權者。殖民地的命運,是不是從此就獲得解放?如果只是作為權力交易的籌碼,香港的命運可能與黃得雲沒有兩樣。真正要使解放的命運降臨,也許不能完全依賴權力在握者的慈悲與同情。若是不能建立自己的歷史觀與生命觀,主權回歸之後的香港,真的從此就可享有價值選擇與言論自由的空間嗎?黃得雲故事的微言大義,到今天還是不斷地與香港社會展開直接、間接的對話。從這個觀點來看,香港三部曲不僅僅是近代史而已,它甚至是當代史的縮影。施叔青的力道在此獲得印證,她在史料的縫隙之間穿梭,對於真正發生過的歷史事實,她避開去挑戰。但是,在事實與事實之間的空白,她勇敢投入,以一個沒有身分地位的女性,俯望舉世滔滔的男性論述。其中所暗藏的解釋,正好可以戳破所謂雄偉歷史的缺陷與猥瑣。施叔青以小搏大的書寫策略,從此雄辯地建立起來。

憑藉香港三部曲所企及歷史敘述功力,施叔青展開返鄉之旅。回到故鄉時,決定也為她所賴以生存的土地立傳;朝向空曠虛無的歷史荒原,毅然為被損害的、沒有發言權的台灣,發出深沉而悲憤的抗議。她的抗議具體印證在日後次第完成的「台灣三部曲」。新的三部曲包括《行過洛津》、《風前塵埃》、《三世人》。以氣勢磅礡的格局,她重新建構歷史上最受歧視、忽視的族群。台灣這塊土地,在短短三百年內,歷經各種不同強權與帝國的統治,每一位當權者都帶來不同的語言與文化。這個海島也不停地接受各個歷史階段的移民潮,並容納移民者各自帶來的文化傳統。與香港一樣,台灣是一個殖民地;但與香港最大不同之處,便是權力不斷更迭,文化內容不斷變化;歷史累積起來的重量,遠遠超過香港所能承受的。移民者來到台灣,決定在此生根,永遠衍傳下去。只有殖民者在露出疲態時,便毫無遲疑把政權交給下一個殖民者,義無反顧地揚長而去。

《行過洛津》仍然還是以情慾抵抗歷史的方式,開展一個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行過洛津》以梨園戲的演出為主軸,在悲情歷史中另建一個悲劇舞台。殖民者的歷史是虛構的,被殖民者的痛苦是真實的。在強烈對照下,施叔青的千言萬語,簡直是汩汩冒出。沿著台灣民間故事陳三五娘的跡線,她的筆繁殖了豐饒多元的敘述,一方面重新回顧民間底層的情慾流動,一方面則刻意描述官方立場的道德戒律。官方的壓制與民間的奔放,構成全書極為精采的辯證發展。她寫的是鹿港這個港口,如何從繁華世代趨於沒落,把將近百年的台灣歷史濃縮成一齣戲的演出。她企圖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史料,真的是可靠的記憶嗎?如果戲子被貶抑、女性被貶抑,歷史大概就只剩下男性權力而已。男性權力可以等於歷史嗎?她的這部小說,無疑改寫了台灣的男性史,使以小搏大的書寫策略,再次得到漂亮的演出。

第二部《風前塵埃》把晚清歷史,轉移到日據時代,把西部的漢人史,轉移到東部的原住民史。時間與族群可能不一樣,但是她有意為歷史上沒有發言權的人物,再次發出聲音。充滿強悍抵抗的原住民,竟然與日本女子發生一場戀愛。施叔青的歷史想像,橫跨了日本帝國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鴻溝,架構起另一個力道十足的歷史敘述,其中容納了殖民史、反抗史、戰爭史,為整個日據時代全然空白的記憶,添加色彩、聲音、情感、溫度。跨界的愛情,永遠無法完成,但是小說裡原住民的血液,流進殖民者女性的身體時,這種翻轉的書寫方式,簡直是把日本帝國的神格地位降為平凡的人,把原住民的反抗精神升格為非凡的人。隱藏在歷史背後的故事,一旦變成白紙黑字的小說時,不能不使後來的閱讀者,對當權者的價值觀念產生高度懷疑。施叔青要質疑的是,所有的歷史不能取代真實的記憶。如果歷史充滿太多的虛構,則虛構的小說為什麼不能介入?當虛構與虛構混融在一起,批判的力量便儼然存在。

第三部《三世人》則是以台北為場景,係以一位日據時期的漢詩遺民施寄生為中心。在他身上,既暗示現代與傳統的衝突,也彰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摩擦;既描寫男性與女性的分合,也敘述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的相遇。這部小說與前兩部比較起來,施叔青刻意以斷裂、跳躍的技巧,來拼貼日據時代到二二八事件歷史的光與影。她要憑弔的是,曾經有過古典優雅的漢詩傳統,是如何在現代化浪潮下被沖刷淨盡。她也要追祭台灣歷史人物的人格,在權力誘惑下,是如何自我出賣並墮落。這部小說要指出的是,一種扭曲歷史的形成,也許不能只片面責怪殖民者,被殖民者恐怕也是必須承擔責任的共犯。施叔青有意擺脫華麗文字的營造,而以赤裸的靈魂穿透歷史迷霧,從時間深處傳出一首悲歌與輓歌。

當她完成台灣三部曲時,施叔青的史觀已是清晰可見。她對女性懷有理想的寄託,她對男性則有無限的期待。歷史的擘造,絕對不可能是單一性別或單一族群所建構,她注意到歷史的全面性與整體性。但對於權力在握者,她從不放棄諷刺批判;對於歷史受害者,她賦予更多的發言權。歷史上被貶抑的各種女性、原住民、同性戀,與被殖民者,她寬容而慷慨地讓他們重登舞台,再度演出他們既定的角色。改寫歷史不必然要修訂史料的紀錄,真正的改寫是在虛構的地方注入真實,在缺口的地方填補感情。使長期被邊緣化的台灣,終於在她的小說裡發出聲音。她的小說足夠證明,沉默的記憶從來就不是沉默,遺忘的歷史從來就不應該被遺忘。把香港三部曲與台灣三部曲並置在一起,施叔青的邊緣戰鬥,開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場面,歷史解釋至此獲得翻轉。台灣的後殖民史,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為後施叔青史。她的意義,在此徹底釋放出來。

施叔青已經宣稱她就要封筆。兩個三部曲的經營,耗盡她前後二十年的生命。從四十歲進入六十歲,從黑髮寫到白髮,她為香港史與台灣史立傳所付出的代價,簡直無法估算。但是她換取的歷史記憶與文學藝術,將無法輕易動搖。施叔青文學散發的氣勢與魄力,已經成為台灣文學史的重要證詞。現在容許她暫時放下筆,靜心休養,蓄積實力。歷史是那樣深不可測,施叔青的藝術也無法預測。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她又將開門出山,那可能是台灣文壇的最大期待。

◎作者簡介
陳芳明
1947年生,高雄左營人。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中文系教授、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三月號317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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