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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以文字撫平傷痕 從仇恨的宣洩走向呼喚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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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以文字撫平傷痕 從仇恨的宣洩走向呼喚人性
 
2011/02/27 旺報| 記者廖珪如/專題報導

十年文革期間,無數知識青年被捲入了上山下鄉運動中。「傷痕文學」的出現直接起因於上山下鄉,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識分子,受迫害官員及城鄉普通民眾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劇性的遭遇。

「傷痕文學」的名稱,則源自盧新華刊登於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的短篇小說《傷痕》。它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和「呼籲療治創傷」的意義上,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隨後,揭露「文革」歷史創傷的小說紛紛湧現,影響較大的有《神聖的使命》、《高潔的青松》、《靈魂的搏鬥》、《獻身》、《姻緣》等知青創作,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等大牆文學,以及馮驥才早期在「傷痕文學」中藝術成就相對較高的《鋪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為代表的農村「傷痕文學」等。

早期發展 充滿仇恨

早期的「傷痕小說」大多把上山下鄉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歲月中苦難、悲慘的人生轉折,醜惡、相互欺騙、傾軋、相互利用的對於人類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調基本是一種憤恨不平心曲的渲洩,對以往極左路線和政策強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識,在涉及個人經驗、情感時,則有著比較濃重的傷感情緒,對當下和未來的迷惘,失落,苦悶和徬徨充斥在作品中。這種感傷情緒在後來的「反思文學」中得以深化,轉為帶著對個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未來深刻思索的有意識追求和奮進,將一場神聖與荒謬雜揉的運動不只簡單歸咎於社會,政治,同時也開始探討個人悲劇或命運與整個大社會大背景的聯繫。

從藝術審美來看,早期的「傷痕文學」藝術成就並不高。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訴說,情緒激動,感情過於濃烈,敘述過於急切,斧鑿的痕跡較明顯。這樣的結果使的文學評論者並不看好「傷痕文學」早些年的文學成就。

直到後來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葉辛《蹉跎歲月》、《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及馮驥才的作品普遍表現出對於人性的關懷,對於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討論,引發了1980年代前期規模最大的對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問題的文藝思想討論和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的呼喚。

中期之後 喚醒人性

其中,閱讀台灣讀者較為熟知的王安憶的作品,則感觸更多,敘事手法溫婉,具有「傷痕文學」的特性卻少了「傷痕文學」的苦辣,還增加了對親情的重視,使其兼具「尋根文學」特性。

其中,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被視為傷痕文學代表作,最後一段「好的,回家。」回家,家畢竟是家,就因為太貧困了,才會有這些不和。親人,苦了你們了。他忽然感到羞愧,為自己把十年的艱辛當作王牌隨時甩出去而感到羞愧。媽媽、哥哥、弟弟、嫂嫂,都有十年的艱辛。當然,人生中,還不僅是這些。還有很多很多的歡樂,真的,歡樂!比如,林蔭道、小樹林、甜水井,天真無邪的學生、月牙兒般的眼睛……可全被他忽略了。好在,還有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今後的日子還很長很長。該怎麼過下去,真該好好想一想。

又一次列車即將出站,目的地在哪裡?他只知道,那一定要是更遠、更大的,也許跋涉的時間不止是一個十年,要兩個、三個、甚至整整一輩子。也許永遠得不到安定感。然而,他相信,只要到達,就不會惶惑,不會苦惱,不會惘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歸宿。

然而,有意義的是當人們今天重審這批「傷痕文學」作品,人們會發現,無論當初的爭論如何在肯定與否定中輾轉,在審美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文化體制之中,「它雖然力圖掙脫,但實際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帶有著舊的歷史印跡。

抒寫是種心理補償

最大的貢獻是,「傷痕文學」否認文學作為政治傳聲筒的附屬地位,卻也明白,文藝在與現實相接的時刻不可能完全擺脫政治、權勢話語的囿限。「傷痕文學」若完全離開政治因素,不僅無從表述,也毫無意義。

「傷痕文學」作為一個時代的「證言」,「傷痕文學」無疑真實記錄了那一時代的血淚。隨著時代的反思,文學將進一步昇華。「文革」題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作家挖掘人性、內心的空間。一個時代的代價不可能是單維度的,它在一個方面使我們失去了許多,也許會在另外的地方給我們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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