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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時代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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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時代的女性
 
2011/02/27 | 旺報

一般評論家認為華人女性作家的書寫比較侷限在私領域、家庭或個人,即便是面對大歷史,也多從「私」出發來看一個時代。在中國除了虹影之外,早期的丁玲和白薇也是例子。大量閱讀近代中國文學的詩人楊佳嫻便表示,像虹影以個人和身體來反應中國苦難史一般,丁玲和白薇也是同樣的典型,而這兩人更是直接以身體來談革命。

「你會發覺男性作家談歷史談革命,都將女人的犧牲視為理所當然,而這些女作家寫女人為了革命放棄貞潔,會多點同情諒解和掙扎。」楊佳嫻說。如在丁玲所寫的《我在霞村的日子》中,她對女主角被迫當慰安婦和情報人員的處境,表達同情,然而,她獲得史達林文藝獎金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卻只是一部政治小說,缺少了藝術和女性書寫的獨特性。楊佳嫻指出,後來因為政治壓力,這些女作家變得和男作家一般,也將女人的身體當成理所當然的工具,這樣的轉向後來導致非常大的爭議。

丁玲在1930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而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她最有名的事件即是被國民黨特務綁架,拘禁在南京,當時包含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羅曼羅蘭等國內外知名人士,都曾發起抗議和營救活動,而她不畏國民黨的威脅,拒絕合作,最後逃離南京,奔赴陝北,成為到達中央蘇區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歡迎。

1942年,毛澤東發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丁玲就在場,和毛澤東同坐第一排,足見她鋒頭之健,但後來她也逃不過延安整風之災,雖然毛澤東保住了她,但後來的「反右」運動,仍讓她下放到北大荒,文革時被拘禁後送農村改造,直到文革結束三年後才復出。

這個五四時期的女作家,在近代中國政治風暴中,因寫作而得寵,也因寫作而蒙難,活得像是一代中國作家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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