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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死亡 余華凝視傷痕 照映生命的光亮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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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死亡 余華凝視傷痕 照映生命的光亮與黑暗
 
2011/02/27 旺報| 黃奕瀠)

大陸知名作家余華日前受邀來台參加國際書展,以犀利言語展現他的直率風格,而這樣的風格也反映在他至今唯一一本散文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在這本書中,余華以「人民」、「領袖」、「革命」、「閱讀」等詞彙來解讀當代經濟發展中的中國,然而,幾乎每個詞彙裡說著的故事都離不開「文化大革命」,余華也坦言他這一代作家的創作和人生都與文革分不開,因為都在一種「集體性」裡。

以《活著》聞名的作家余華,出生於1960年,初知人世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十年文革幾乎成為他成長過程全部的記憶,而他的創作也繞不開文革,早期作品更是充滿暴力。中國評論家洪治綱在200 5年出版的《余華評傳》裡,列舉出1986年到1989年創作的八部短篇小說中,有高達29個非自然死亡的人物。

「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拔。白天只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余華在《十個詞彙裡的中國》這麼形容,在一次「經歷自己的完蛋」漫長的夢後,他了解到這是文革時暴力血腥的記憶困住了他,他也因此決定終結這樣的「因果報應」,再也不寫血腥暴力的作品。

於是,文革經驗以黑色悲喜劇樣式出現在他的創作中,從《活著》到《兄弟》,中國歷史的動盪苦難濃縮在這些轉折且荒誕的小人物故事中。這些故事的元素和人物的原型,透過余華在《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描述的經歷,得到更立體且真實的現形。

醫院長大文革旁觀者

例如,《兄弟》中的宋凡平,就是從他同學和其父親一起在黃昏中行走的溫馨情景「走出來的一個人物」。余華的小學同學雖是共產黨體制中的小官員,卻難以逃脫走資派的罪名,而這個原本親切微笑的長輩被打倒後,受盡了精神和肉體折磨,總是鼻青臉腫的。最後,這個父親投井自殺了,自殺前一個傍晚,余華在大街上看到這對父子,父親額頭流著血,走路的樣子有點瘸,和兒子一起走過來,在夕陽餘暉中,他的右手摟著兒子弱小的肩膀,一副輕鬆愉快的樣子,微笑著和兒子說話。

《兄弟》開頭就是一個父親投井自殺的場景,余華描述的相當細節且血腥,而這些故事場景的真實正因他離不開經歷過的現實。「我的父親是醫生,我和家人都沒被文革傷害,我充其量只是文革的旁觀者。」余華誠實地說,即使這樣旁觀的角色,都讓這些經驗深刻到他的書寫裡,讓他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

避談文革憂患將至

「成長經歷能決定一生的方向。」余華表示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剛好遇到文革,因而文革對他產生決定性影響,對每一代大陸作家來說這些影響都是必然的,「我不可能在作品中擺脫文革,」余華說,這是他熟悉的生活,寫起來相對有自信一般,若要寫其他的題材,或許可以大量收集資料閱讀研究來補足知識經驗不足,但總覺得沒信心。

在新書前言中,余華寫著:「中國社會三十多年的飛速變化,呈現給我們的,就是因果關係顛倒的發展歷程。我們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擁而至的結果裡,卻很少去追尋產生這些結果的原因。於是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馬所說的不幸與孟子所說的憂患將會迎面而來。」余華說的就是當代中國過去的歷史,他認為不能單看今日的經濟中國,必須回顧過往,才能理解中國現況。

「討論當代中國必須要循源到文革,」余華指出,討論一個時代必須要關照和上個時代的連續性,現在卻反過來強調兩個時代的不同處,卻不管其內在相似之處,「這兩個時代的聯繫比我們想像得更緊密,現在很多事都是文革習氣的延續。」余華認為,若時代的演進是階梯式般逐步遞進,那麼其中的關連性會比「翻天覆地」來得鬆散。
在〈革命〉這個章節中,余華就確指了「革命」並沒有消失,「現在發展經濟的手段,和大躍進時期好大喜功、浮誇等等形式都沒有不同,現在有多少高速公路空空蕩蕩的,都變成談戀愛的好地方,更別說教育擴招等亂象。」余華說這就是大躍進式的革命。除此之外,粗暴的發展,也離不開文革般的暴力,例如對待拆遷的手段,儼然式過去政治運動的翻版,「我們在以革命的方式發展經濟,形式雖然改變了,但內在裡的革命性卻沒變。」

「革命」這兩個字今日也被移作商業之用,也被「浮誇」了。「像那個什麼鈉米鞋,還在理論階段時,中國就有了產品,還號稱科技革命。」余華笑說,這些詞彙的意涵在不同時代有不同意義,他是以自己的觀點詮釋。

〈人民〉這一章,是余華發想成書的關鍵詞彙,他在國外演講這些內容後,決心擴張成書。在這個章節中他大談六四經驗,因此也坦然面對這本書無法在大陸出版的現實。媒體紛紛將這本書報導成「在大陸被禁」,事實上,大陸出版社有意出版,只是余華不願做任何刪節,無意在大陸出版。

人的價值 遭時代扭曲

余華在這個章節中寫道:「從文革開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人民這個詞彙在中國的現實裡好像是空的。用現在中國流行的經濟術語來說,人民只是一個殼資源,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內容用它借殼上市。」余華談他所經歷的六四,而後感嘆它被遺忘。那個時期,余華還年輕,創作正炙,他回憶八零年代對他們來說是一次思想解放,儘管政治起伏動盪,但知識分子的目標一致,到了九零年代,目標開始分歧,價值觀也多元,很多原有理想的人去做官了,知識分子也做起生意。

「全世界也只有中國有那麼多做官的作家,」余華批評,「你看,海明威有當官嗎?」西方雖也有寫作協會,但那裡的幹部作家都是犧牲寫作從事募款,不像中國是由國家養著,更給予官員優待。余華不願加入那個體制,想要保持自由,「我相信他們腦袋裡的思想仍是自由的,或許比我還自由,只是他們說話不自由,行動也不自由了。」余華特別喜歡川端康成和卡夫卡,認為川端康成教會了他書寫細節,而卡夫卡則啟發他「解放思想自由去寫」。

從書展展前記者會到訪談之中,「自由」一直掛在余華嘴上,詢問余華是否特別在意自由,為何不將他寫入十個詞彙中,余華先說原有考慮寫入,最後放棄了算是遺珠,並也表示他們過去被壓抑太久,讓他們的成長顯得刻板帶點恐怖,所以對自由的渴望格外強烈,不像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將自由當成日常用品,「雖然我們現在已在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可自由說話思考寫作,僅僅是發表不一定自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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