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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的秘境/故事能不能改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內容

書中的秘境/故事能不能改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2011/02/16 
【聯合新聞網/文、圖節錄自博雅書屋《書中的秘境》】


書名:書中的秘境
作者:阿爾維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
出版社:博雅書屋
出版日期:2011/01/22 
 
內容介紹:

「故事能不能夠改變我們和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曼古埃爾


文學大師曼古埃爾是閱讀的愛好者,自從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閱讀地圖》之後,似乎就與書籍產生不可劃分的關係。當我們的世界興起許多暴力和不寬容態度後,這次他以嶄新觀點進行審視,剖析每一個社會都千方百計尋找自身的定義,但每一條邊界都既排外又包容,那麼,究竟我們為什麼會在一起?

他憑藉其商標式的機智與博學,提議了一個新穎的探討方法:我們不妨看一看夢想者、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和電影製片人的意見,到底該怎樣來建構社會。說不定我們所講出的故事,掌握了可用於開啟人們內心世界的秘密鑰匙。從卡桑德拉到傑克.倫敦、從《吉爾伽美什史詩》到《二○○一太空漫遊》那部電影裡面的「霍爾」電腦、從《唐吉訶德》到《冰原快跑人》,曼古埃爾把我們當今世界的個人實務與政治實況,拿來跟神話、傳說和故事的世界進行比對,找出了二者之間既迷人又具啟發性的相似處。

他深度剖析「故事」裡各種隱含的意義,討論了二十一世紀「說故事的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故事」是否擁有改變整個世界的巨大力量。曼古埃爾同時也提到科技發展對文學及出版產業所帶來的傷害,尤其是對於作者(說故事的人)。此書不僅討論閱讀的藝術,並且提出「故事」改變世界的可能性。


本書是由曼古埃爾2007年的演講以及CBC的廣播節目整理而成。


新書內容搶先看:


第一章 卡桑德拉的聲音

首領與智者的自豪均屬枉然,

他們沒有詩人,他們一命嗚呼!

他們徒勞無功地策劃,徒勞無功地流血,

他們沒有詩人,如今已然作古!

──賀拉斯,《歌集》IV:9(亞歷山大.波普,一七三三年譯本)


  語言是我們的公分母。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乃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某天有人在一份調查表格中詢問他為何會從事寫作。德布林的答覆為:這是一個他拒絕向自己提出的問題。他表示「已完成的書籍讓我興趣缺缺」,因為他只對正在撰寫之中,亦即「將要出來」的書籍感興趣。對德布林而言,寫作就是一個從我們的現狀通往未來的篩選動作──那是言語的不斷流動,讓字句得以成形,並且表達出永遠處於塑造過程之中的現實。「方法在藝術當中沒有用武之地,傻念頭會比較好」,德布林在一封寄給義大利詩人馬里內蒂的信函中如此寫道,因為馬里內蒂在一九○九年二月二十日的巴黎《費加洛報》提出建議,認為藝術家應當採用「未來主義的方法」來發揮自己的技藝,並且擁抱「行動、暴力,以及工業所帶來的改變」。德布林告訴他那位熱情洋溢的同行:「你不妨走向你的未來主義,但我將繼續維護我自己的德布林主義。」不過到底什麼叫做「德布林主義」呢?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德國陸軍軍醫官,然後前往柏林市東部的貧民區開設自己的診所,並且於其最著名的小說,一九二九年推出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當中,淋漓盡致地描繪出該市區的特質。德布林是一個充滿各種尷尬矛盾的人:一個在人生晚期皈依了天主教的普魯士猶太人;一個反對俄國革命教條的激進社會主義者;一個仰慕弗洛伊德,卻懷疑精神分析學說的精神病理學家;他主張一種活力充沛、不斷牴觸自身規則的文學,卻在《聖經》的傳統篇章裡面,尋覓自己小說中的基本神話題材。其探討主題是二十世紀世界之中不斷變換的身分,但他的英雄卻是一個名叫「約伯」、來自舊約聖經的凡夫俗子──受苦而不懦弱、發聲但不刺耳,是無妄之災受害者的模範典型。


  一九三三年在新登台的納粹政權威脅下,德布林就像其他許多德國知識分子那般,舉家前往法國避難。過了七年等到巴黎被佔領之後,他又經由一條穿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危險路徑,輾轉來到美國。那裡曾經有人提供過幾份工作給他,其中包括在好萊塢撰寫劇本:《忠勇之家》那部電影裡面,便有幾個場景被認為是出自其手。但德布林於流亡時期備感孤立,無法在客居地找到共通的語言。當一位留在納粹德國的寫作同行提出指責,表示那些移民出去的作家們在外面享受了「扶手椅和安樂椅」之後,德布林對此的答覆是:「從一個國家逃往另外一個國家──失去了你所知道的一切以及所有曾經滋養過你的事物、不斷處於逃難狀態、在仍然強健的時候長年如乞丐般度日、過著流亡的生活──我的『扶手椅』和『安樂椅』看起來就是這副模樣。」不過即便在流亡時期的孤立環境下,德布林卻按照他自己的講法,繼續「被寫作的本能所把持」。


  戰爭結束後,德布林在一九四七至一九五六年之間寫出了他最強有力的一些書籍,而語言本身──曾經遭到濫用的德國語文──便在很大程度內成為那些著作當中的主角: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那部長篇小說中,顯示出威瑪共和時期對字義的逐漸濫用,如何一步步導引出第三帝國的濫用權力;在《亞馬遜三部曲》中,以十七世紀巴洛克風格的辭藻,反映出今日帝國主義的邪惡本質;他甚至在《哈姆雷特,或漫漫長夜有盡頭》一書中想像出來,一個未來社會如何藉由心理分析的批判性語言治癒了自己的創傷。可惜的是,或許除了《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之外,德布林的作品多半已經無端遭到遺忘。但儘管如此,我相信他對語言的概念至今依然完全有效,此即語言是一種同時用於形塑和理解現實的工具。對德布林來說,語言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它並非「重新說出」我們的過去,而是要把它「表現出來」:「它強迫現實展示自我,而且它鑽入現實的深處,鉅細靡遺地揭露人類所處條件的基本情況。」事實上,它讓我們知道,為什麼我們會在一起。我們人類大多數的官能都是單獨進行的:我們呼吸、走路、吃飯或睡覺的時候都不必假手他人。可是我們需要別人做為說話的對象,並且把我們所說的話反射回來。德布林宣稱,語言就是愛別人的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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