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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缺少根的移民城市》預言都市地景消失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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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缺少根的移民城市》預言都市地景消失的創作
 
2010/12/12 |旺報 王銘岳/東吳大學政治所碩士

你簡直不明白為什麼為什麼打那時起就從不停止的老有遠意、老想遠行、遠走高飛─朱天心《古都》

電影《停車》裡最讓人難忘的就是那座魔幻詭魅的老公寓,像被時間凍結般座落於台北的幹道邊。多華麗的廢墟啊,讓洗臉盆裡出現個魚頭都顯得那樣自然。就在《停車》成為當年度金馬影展開幕片時,這座在捷運民權西路站旁的建築剛被怪手拆除一半。這一點都不讓人意外,當蔡明亮的《你那邊幾點》才走到坎城影展,台北車站前的天橋就迅雷不及掩耳的消失了。事實上,似乎自80年代台灣電影新浪潮後所有關於台北的電影,都預言了都市地景的消失,像史詩隨著傳唱而消失。

在這對於消失的緬懷歌詠中,朱天心的《古都》無疑也在其中。在《古都》中,川端康成藉著千重子與苗子這對孿生姊妹的相遇交錯,靜靜地鋪灑出一整個京都的日本。朱天心則借用川端康成的《古都》,巧妙的讓台北與京都,或是日本與台灣間成為那纏繞的千重子與苗子,相似的出身,錯綜的纏繞。

沒有根 的一縷幽魂

在台灣文學的發展中,關於台北的書寫一直是獨特的。張愛玲書寫香港的身,靈魂明顯的留在老上海的嗅覺聲響中。但當白先勇書寫台北時,筆下的主人翁似在上海,或在北京,但又不老是在那兒,反而遊魂般停滯在時光的裂縫中永世無法翻身。當浪潮來到蕭麗紅、黃春明展開台灣本土的捲軸時,台北在整個鄉土文學中失去屬於他的發言位置。台北是一個屬於移民的,沒有土地沒有根的一縷幽魂。台北似乎總是在那兒,卻又不是在那兒。也無怪乎文化人總感嘆台北是一個缺乏記憶的城市,少了點個性,投機的很。

但朱天心讓我們看到那個老靈魂還在,還在悠悠地傳唱那身世複雜的更迭。他曾經走過還未開拓筆直大道的幹道,搭乘早已被現代捷運摧毀的老鐵道向著浪漫的河口地唱出青春之歌;也或者走在移民的眷村裡看著兒時身影成為便利商店,或是撫摸著妖怪老樹探頭望著構造講究卻政治不正確的存在。當千重子的京都是那麼明門正派,連連鎖咖啡館都成了記憶中不可缺少的景象時,苗子的台北在不斷遺失中,重構只屬於某一段時光的歷史。

曾經 我記得台北

無疑的,當正史是那樣荒謬矛盾,人只好透過不斷拆解重造自身對時光的認識來述說一個都市的故事。居住在台北的人從不會將父執輩存在的當成理所當然,我們的言語裡充滿「這裡以前」、「我曾經」、「我記得」,我們永遠在述說已經不存在的過去,卻希望他是普遍於每個在台北之人的共同記憶,「以前這裡有天橋」、「以前從這裡搭車」、「以前這裡的大樓好高大」,最後讓文學中台北成了一個巨大的古老廢墟,人與螞蟻遺世獨立。

比如說在張大春恐怖至極的《城邦暴力團》這部作品中,所有的主人翁都是未顯的,不出世隱居在台北。當老漕幫高手穿著白棉衛生褲腳踏黑布鞋縱身跳躍於西門町,或是小七在青年公園擺陣準備迎接一場惡戰時,讀者是見不到主人翁清晰的臉孔。甚至小說家還安排主人翁戴上古怪的面具,連統治者都只是老爺子。但當小說中場景回到民國時代的中原,出場的人就有了出身,有了衣著的顏色,有了形象與愛憎。這多像朱天心《古都》中在京都的「我」,會想吃一碗螃蟹拉麵,會在文化景點發出喟嘆。等到那個「我」回到台北,卻失語般在淡水河岸迷了路。

這種失語,我們可以再次從台灣電影新浪潮以後的作品中看到。無論是楊德昌還是蔡明亮,甚至是侯孝賢,當主角在台北時總是不多話的。或是穿插著不同時代的音樂,或是行走在連導演自己都沒想過沒多久就會消失的都市場景。表達的總是寂寞,萎靡,總想著遠行。桂綸鎂在《36個故事》中最後放棄咖啡店決定遠行,那種情緒並沒有比楊貴媚在蔡明亮《愛情萬歲》裡最後一段在當時仍是泥巴森林公園的大哭不寂寞。

遠行 來尋找記憶

遠行,創造記憶,尋找記憶。只有藉著遠行才能回憶自己居住的都市,也只有藉著遠行,才能建構自己。但當最後回到自己認為的家鄉台北時,卻發現自己早已不認識這個地方了。

A沒有到京都,所以「我」只好回到台北。假裝自己是個遊客,卻不知身在何處。

沒想到這才是屬於台北,或是台北人的共同記憶。《古都》不過就是精準書寫出這種嚴重焦慮與失憶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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