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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文化沙漠?當代文學作家留足跡

內容
    * 2010-08-01 旺報
    * 【記者黃奕瀠/專題報導】
     香港文化人陳冠中曾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香港的流行文化曾經風靡亞洲,甚至建立了香港人的自信和認同,不能說是文化沙漠,只是說久了,港人自己也接受這種說法。」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魯迅在六十年前便否定這種說法。

     今年香港書展遭遇輕颱,但因兩岸三地文化明星雲集,七天創下92萬人次紀錄。不過也有媒體指出,靚模寫真是吸引大量青少年參展的原因,媒體人閭丘露薇在部落格表示,韓寒在書展的火熱被電台主持人拿來與靚模相比,而韓寒在傳統媒體的版面,仍被靚模比下去。他表示,儘管貿發局想把香港書展打造成一個品牌,但現實來說,香港人不看書,熱中購書的似乎是來自大陸的讀者。

     香港政黨民建聯在書展前作了一次電話調查,發覺在五百名受訪者中,有三成受訪者一年內未曾看過一本書。閭丘露薇說,媒體的報導也很有意思,有些著急表示:「三成人不看書,政府研對策」,有的則很欣慰:「港人不愛看書?三成而已」。

     香港不是 文化沙漠

     儘管如此,許多往來港台的文化人也同時焦慮,台北是否已不如香港?香港作家梁文道以一篇〈台北書市的沒落〉批評「台灣書市處在常銷書不斷萎縮,暢銷書則排山倒海的畸形狀態」。台灣文化評論者張鐵志也以一篇〈台灣比香港更有文化?〉討論台灣文化評論刊物的減少。

     然而,更多香港年輕作者仍對台灣出版表示傾羨。香港電影發展局近年成立電影發展基金,試著透過政府投資方式再現香港電影榮光,而這是向台灣新聞局的輔導金計畫借鏡的。

     儘管香港文化人不甚滿意,但我們仍得說,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在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劉以鬯的讀者見面會上,一位讀者表示,《酒徒》是充滿香港特色的文學作品,「香港1962年就有了《酒徒》和別的創作,20年後還要說香港沒有真正的文學,那就實在太可笑了。」中國知名部落客韓寒也在讀者見面會上表示,「香港這麼多好電影,怎麼會是文化沙漠?」魯迅也說,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香港地位僅次上海和北京,許多現代作家曾到香港客居、定居或訪問,魯迅即為其一。大陸作家止庵表示,魯迅和胡適兩度到香港演講,但他也透露,魯迅非常不喜歡香港,但其他城市他也沒喜歡過。而胡適對香港印象則非常好。

     香港成立 南區文學徑

     香港作家小思去年曾出版《香港文學散步》,讓南區區議會靈機一動,趁書展揭幕前宣布設立「南區文學徑」,並印製地圖及明信片,鼓勵遊客追緬。曾經居住在香港島南區的當代文學家就有張愛玲、蔡元培、許地山、戴望舒、蕭紅5位當代文學家。

     今年香港書展特別在文藝廊內展示「文學大師在香港足跡」並邀請大陸學者止庵和香港詩人廖偉棠談談這些作家和香港的關係。

     「我對文化香港的發現,戴望舒是個橋樑,戴望舒帶著我去看香港。」戴望舒是廖偉棠的偶像,因而常在詩歌中提到他,他說,「戴望舒在邊緣想像中國」。不只戴望舒,他也時常在詩歌中紀念那些曾在香港居住的大陸作家,在他的詩歌及攝影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中,提到的幽靈中就包括戴望舒、蕭紅、張愛玲。

     對日抗戰期間是作家到香港最多也是創作量高張的時期。包含張愛玲寫了《天才夢》,蕭紅寫了《呼蘭河傳》,戴望舒寫了系列詩歌。1949年後,張愛玲再度到香港創作大量電影劇本、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除張愛玲,茅盾來過香港三次,並在1937年來港,完成《第一階段的故事》,1941年再次來港,茅盾又寫了小說《腐蝕》。

     止庵表示,因為語言問題,這些作家難以進入香港生活,因此多寫文人圈子,讀者並非香港人。但張愛玲仍有多本香港相關創作,如《燼餘錄》、《小團圓》和《重返邊城》等。

     周作人未曾來過香港,但1960年代曾在曹聚仁介紹下,為香港媒體寫文章,而周作人抱怨,香港的稿酬比大陸低很多,要求寫的層次也很低。這多少反映香港之於大陸的文化地位。

香港新世代搖擺跌撞從傳媒語言搶回臉孔
    * 2010-08-01    * 旺報
    * 【文/狂草 (香港出版人)】
     香港書展可說是得力於陣外力量,讓本土作家在韓寒熱潮以外,閉幕以前,乍現書寫新力量。本年貿發局顧問老師小思,向大會當局推薦一批新晉作家為「香港作家巡禮」名單之列,袁兆昌(阿昌)是其中一人。他從校園小說《超凡學生》爆發出多股寫作力,曾在大陸出版作品,近作《大近視》稍見成長痕跡。兩年前,他涉足出版界,今年年初便見他在台北書展蹦蹦跳跳,帶來香港本土作品參展。七月,他以作家身分出沒,應邀出席香港書展官方講座,並邀請文化工房作者群,一同為書展尾聲添上本土寫作微光。

     香港書展閉幕前夕,會展會議室有一場講座:「香港『八十後』小說的六種可能」。由阿昌引進各路尖兵,與廣大讀者分享香港小說作家近十年的處境與題材的變化,從閒話家常到尋夢尋根,迴響不小。「八十後」是最近香港傳媒對「憤青」的「騎劫」式歸類(本報二月曾有專題討論過),傳媒語言暴力風行,作家就順勢「反騎劫」:講者年齡層其實橫跨四個世代,從六十後到九十後,各有成長背景與寫作風格。正因他們有話想說,「反騎劫」試試反應亦無可厚非。結果,還真有人為此而來!他們不禁為此歡呼之同時,也為此感到有點黑色幽默。

     填方格的 人生檢測力

     在座講者分別為俞若玫、袁兆昌、亞文諾、車正軒、紅眼和黃怡,四男二女,老幼無序,作品已獲社會認同──獲文學獎與發表機會、受藝發局資助出版、有出版社支持等,在電子出版漸受重視的當下,他們仍堅持以紙品出版示人。到底他們還是具人生檢測力的作者:「我要先自首──我其實是六十後的。」俞若玫是在座最年長的女作家,容顏則比阿昌年輕,小記又如何猜得出原來她是六十後。還好,有書為證:「《小東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了。當初創作十分純粹,亦與當年的傳媒現象有關。近年我參與、介入社會運動,思想起了變化,寫成書中收錄的、新的五則小說。」若說台灣小說在句式上多有綿延細長的特色,她的小說則可說是完全相反:簡潔得幾乎無話可說。「那時(九十年代末)我為報章飲食版副刊供稿,編輯要點新意,便要我寫八百字小說。」這多少與副刊生態相關:「別以為副刊編輯如何高尚,在與日夜追逐的時刻,有時真的只為填滿方格而已。」香港文學作品竟可從飲食版誕生,確是異趣。

     高中生黃怡,在因緣際會之間,也接受了這種稿約:「是阿昌找我寫,就每周寫一篇……」阿昌打斷黃怡的話題,交代了相識過程(學校講座、老師推薦……),並附上小插曲:「一如俞若玫所說,我是接受了填方格的稿約。那稿約很有創意:編輯請我根據時事寫作小說。我寫得很痛苦,發現還是不行,於是向黃怡求救。」黃怡這個救星一出,簡直是搖晃了整個文學圈!大家都談論「黃怡」到底是誰,為甚麼高中生會擁有這種筆鋒,還是有人假託身分,做「影子寫手」?編輯甚至要刊出全版專訪為事件「澄清」,讓這個「小丫頭」來個暴走甫士,跳脫地幽默。兩年後,她把報載的一籃子作品結集:《據報有人寫小說》。當地著名作家許迪鏘的書評就形容她的小突顯了世事的荒唐與荒謬,跟傳統的現實或寫實小說很不一樣……予人以閱讀年輕作者作品時罕有的愉悅。」看來她的早慧,足可靠近許多成熟的作家。最近,她獲第37屆青年文學獎小說冠軍,相信未來數年,在她身上會有難以間斷的話題產生吧。

     尋找臉孔 的歲月

     真正「八十後」的紅眼,則以《紙烏鴉》「殺狗」故事作開場白,探討人生所遇的吊詭:「我自小就不喜歡狗……不至於討厭狗,可又提不起勁去喜歡、去接近的。我不害怕狗,卻總有人以為我其實害怕狗。我要跟別人說,我其實是不喜歡而已,又心虛自己到底是害怕還是純粹的不喜歡?「他為了弄清這個看似無聊的念頭,於是寫了」殺狗「:」故事有個專業的殺狗者……「這個故事奇才,一開腔就停不了,下刪千字,仍有千字。據聞,他有四十萬字仍未面世,速度可謂直逼董啟章。他在年初到台北書展推廣《紙烏鴉》時,亦有提到香港的出版困境,今次參與香港書展,他倒想談談作家身分:」香港傳媒以這個(八十後)詞語來塑造社運份子的『激烈』,其實是期望把所有年輕人模糊化。他們在社會裡已經沒有臉孔,只有世代給他們塗上的、一個個虛假的臉譜。「這群作家,就在這種奇特的年代背景一直寫作:」八十後,是有臉孔的。「

異聲與自我

至於亞文諾的《獻給上上》也有殺戮場面的。他寫的故事,多在沒有因果論的佈置下,讓讀者措手不及。在六人合集《走著瞧》裡,他的小說被安排黑色版面,文字反白:」我其實只想說個故事而已。「這種天才型的作家,到底是如何成長?」我中學畢業後,想做設計師。後來發現香港只需要『設計員』,沒有夢想,於是打工。「他現職文員,晚間寫作;排除」多餘的社交活動「,專心一致。書稿一本又一本,弄得阿昌編書時大叫救命。」我們申請藝發局資助,並不是每次都順利的。「阿昌補充,亞文諾當時說:哦,這本不行嗎,就另一本吧。二話沒說,就拿另一個書稿來。這種毅力從何而來?」別人以為寫作小說得靠日常觀察,我則覺得,有許多事情,你還是不能寫的;明知可寫,也不是沒能力寫,只是,你不能寫。「這就是他為現實故事人物保守秘密的美德?」或者可以這麼說:我其實不需要這些(養份)。我有許多故事可寫,真的不用藉此(現實)來供應文字。「

談到寫作緣起,另一個真正的」八十後「車正軒覺得,想寫,自然會寫。他不會勉強自己出書,認為仍有許多事需要他關心:」最近,我在為劇團製作網站,又為不同機構拍攝和剪接錄像。「他沒有打工,幹自己想幹的事情,寫作小說,是一年多前他最想做的。旺角是他土生土長的地方。《小說旺角》就是一年多前結集的短篇小說集,其中有寫販賣走私香煙的少年,怎樣在一個類似旺角的社區生活,如何差點戀愛了。書中有湯禎兆與《城市畫報》記者的序言,又輯錄香港作家(小思、崑南、梁文道、董啟章等)對旺角的回憶,與小說的虛擬世界相比,記憶與真實又可以這麼交織的。他曾在數年前到台北居住了一個月:」當時,就想躲起來寫作。在香港,我找不到別的地方,而台北在我心目中,空間較大,也較寬廣,於是……「他在這個月內,完成了幾篇小說,其中一篇,就是書中末的〈墾丁少女〉。香港城市景象湮滅得很快,他總結的異地經驗,或者就是對自己歸宿的一種救贖。

阿昌不諱言,自己純屬心態上的」八十後「。提到近年香港文學雜誌蓬勃的現象,造就了紅眼和亞文諾得以結集出書:」當初,他們在雜誌獲得前輩編輯肯定後,我就問許編輯,可不可以讓他們結集出書。「從讀者身份到出版人,阿昌亦有作者身份:」十年前,我也這麼投稿,那時電郵才普及,我就一口氣投十多家出版社。那時仍是中學生,不知道投稿也要來技巧,於是獲得兩個答覆……「出書後,《超凡學生》為他帶來意想不到的發表機會,才開始陸續出書。《超凡學生》有反建制的暗湧,對教育制度的不滿與戲謔,跳躍式的語言風格,竟受中學生歡迎,數年間以萬冊暢銷書市。現在,他很享受為作家朋友出書的感覺。

年代創傷與不幸,往往造就出色的文學作品。當下香港政制的傷痕,新舊作家為香港喜、為香港悲的同時,在異常的世局找到自己寫作的路標。政制之禍未必小,卻有當下的小幸福:在香港書展的台上聚首,漫談各種」可能「與」不可能「,總結大家至今的經驗,已夠溫暖。



小出版社當毒藥填寫書展地圖的空白
    * 2010-08-01    * 旺報
    * 【袁兆昌(香港詩人、編輯)】
     我們的作品,大多是坊間所說的「毒藥」。我當然不認同「毒藥」論,不過也不得不面對「賣2000本才可歸本」的現實。我相信,香港書展暫時未有小出版社為賣「毒藥」而參展。就讓我們前來,以「毒藥」填補書展地圖的空白吧。

     「文化與文學」是出版界的魔咒。香港文化人對這種小出版社特別關懷,是基於它們(將會)遇到的處境:在「連鎖」經營的大書店裡,店長願意放置它們的書嗎?每年一度的香港書展,主辦機構願意給它們參展的機會嗎?今年,我以業餘出版人身份在香港書展參展,經歷了短暫而深刻的籌備過程,始知小出版社的「困境」原來如此。

     香港書展 攤位租金高

     營運潛規則:加入「商會」書展租金,向來是小出版社經常遇見的門檻:公價$21,735(港幣,下同)。這是小出版社一年的倉庫租金了。坊間常言書展會場人擠難走,皆因租金高昂,各出版社都需極速歸本:租金、運費、宣傳費、裝潢與設計費、人工……它們要在一星期內,於書展場館建成一家具特色的書店,讓讀者都樂意進場。無人需要向出版社解釋,為甚麼有這種價格的租金──旺角二樓書店鋪租低至萬餘,號稱幾十萬人潮的七天書展則可叫價二萬多。

     如果小出版社仍想參與書展,卻又欠缺資金的話,其實仍有方法的。香港貿發局每年邀請不同機構協辦,這些機構包括香港出版學會、香港圖書文具業商會等,並有近年成立的香港中小企書刊業商會。由於它們屬協辦機構,參與書展都有八折優惠;如果是NGO更可低至半價。「成為會員就可享有折扣優惠」,原來並非只是商店熟語。

     小出版社要有議價能力,就需加入這些學會或商會。至於小出版社決定靠近同業,共同爭取福利,是營運的時間成本;大家到底是為書展而出版,還是為出版而出版,大家要付出哪種時間成本來看待自己的出版物,相信是各「出版商」可另起的議題了。

     七天要賣 兩千本書

     可惜,文化工房不屬任何商會的會員,更不是NGO。我業餘經營出版,為的是興趣:把一直愛讀的書種,共諸同好。如何將興趣發展下去,成為營生的條件,出版生態的現實並不容我有樂觀的期許。向當局查詢約一個月後,終於獲得參展的答覆:如果不符商會會員與NGO這兩項條件,租金不打折。

     7天內,賣2000本文學書?於是,我的手指和計算機都繁忙起來:7天內,能否賣出2000本文學書?要賣出2000本書,才可回本。文化工房最暢銷的三種書:葉輝《書到用時》、《臥底主義》和許迪鏘《中國語文不難學,為甚麼我總是學不好?》,每季所錄得的銷售量約100至300;我要在 7天內,追上全港書店銷量的10至20倍。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嗎?

     偏偏在因緣際會之間,我們有8種書(崑南、健吾、俞若玫、飲江、亞文諾、陸穎魚、洛謀、陳麗娟)須在本月推出,如果7月只散見書展,8月在書店擺放而因此銷量不理想,實在愧對作家朋友。為了讓這些作品在書展有參展的機會,讓更多人認識作品與作者,我和伙伴商量後,決定「就算蝕本,也要參展」。

     無意為之 的隱喻

     無論在哪個城市開辦小出版社,都有它的經營「困境」。倘有人為出版地圖集而創社,這人要處理的地圖版權費、逐年更新的資料、四色印刷的費用……所遇的「困境」,一定不會比其他出版社小。這向來是經營者的事。要在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木上不斷翻跟斗,博取讀者賞識(購書),持續獲實際支持,才有生存下去的條件。

     書展地圖的空白如何填滿出版社專營讀者群小、出版成本高昂的書籍,是帶著理想走往末路的行徑。我遲來的決定,為當局帶來許多行政的不便,他們的一直忍讓,專業態度令人敬佩;他們無法在這短促的時間內,為我們在書展地圖左上角盡頭那個(本來)空置的攤位,加上文化工房四字,我們當然要自行負責。然而,這又何嘗不是香港書展與我無意為之的隱喻:初出道的小出版社在香港書展的「缺席」,在形式上仍然生效。幸好,我們獲當局允許,借得書展地圖來為自己宣傳;我們也將發揮創意,在場外向讀者公佈我們今年的出席。

     我們的作品,大多是坊間所說的「毒藥」:詩集、文學評論……等。我當然不認同「毒藥」論,不過也不得不面對「賣2000本才可歸本」的現實。我相信,香港書展暫時未有小出版社為賣「毒藥」而參展。就讓我們前來,以「毒藥」填補書展地圖的空白吧。

     (原刊於2010.7.22《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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